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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刘佩琼：我认为，这个时期的数据只能反映这段时间的情况。自去年疫情以来，香港很多经济活动都停了下来，部分市民手停口停，只能靠政府的资助生活。直到这几个月，经济活动才开始逐步恢复。而且我注意到，从去年年底开始，香港饮食业、零售业的网上交易量迅速增加，快递业也活跃发展起来，甚至出现了许多新的工种。可以说，香港已经开始逐步适应在这种新常态下去维持经济活动，体现出比较变通的思维，也改变了很多贫困人口的情况。我们看到，有一些市民会自己去寻找出路，比如转业。我身边就有很多成功转业的例子。我是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董会主席和校监，因疫情的出现，学校开设了很多新的课程为市民提供培训。很多人失业后，就可以通过培训课程转业到缺少人手的行业，比如保安、快递等等。疫情一开始的确给香港经济民生带来了很大冲击，但并没有将整个社会完全打倒。虽然存在一些生活比较贫穷的市民，但并不能算作是绝对的贫穷。
在我看来，内地有很多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值得香港去参考借鉴，其中就包括扶贫脱贫工作。香港要改变过去只有提供分散福利援助的方式，将市民贫穷的“根”消除。首先就是要解决香港人的居住问题，消除经济地租造成财富再分配及高度集中的效果，通过特区政府供应取代发展商主导房地产业发展，香港才能恢复营商活力和市场效率，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评社记者：香港住房问题长期难解，对此您怎么看？您对破解这一难题有何具体建议？
刘佩琼：住房问题是香港最基本的深层次问题，其主要根源是土地配置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根源则是特区政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做过调查，香港新界地区在六七十年代曾发展过农业，但从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改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英国缺乏工人，许多新界居民放弃耕作移民到英国；另一方面是工业化带来的轻工业发展，应欧美市场需要，香港大力发展观塘、荃湾等工厂区，对工人的需求量也不断上升，不少新界居民去工厂工作。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资源配置也应该随之转型，但特区政府并没有主动运用权力去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