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院裁定发回意旨以“柯文哲为前台北市长及民众党主席，其与共犯、同案被告、相关证人间，具有长官部属、党务幕僚、业务监督或亲友等关系，进而认定其显有事实足认被告4人与其他被告、证人间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但职务上的关系与亲友关系都是既存事实，如何能以此直接认定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高院裁定发回意旨既然称显有事实足认柯文哲与其他被告及证人相互勾串，试问，勾串的事实在哪？证据又在哪？如此认定却未凭证据，根本形同臆测！
（二）高院裁定发回意旨以“依现今科技发达可利用网际网路秘密通讯，且隐蔽性极高不易察觉之实况判断，被告4人保释在外后，显可轻易利用相关通讯软体进行隐密通讯而与共犯或证人勾串，故被告4人与同案被告、相关证人间，不能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但是，单单持有通讯设备，如何可以直接认定显可轻易利用相关通讯软体与共犯或证人进行勾串？所凭之事实与证据究竟何在？如此认定显然仅是出于怀疑、臆测，显然率断！
三、高院裁定发回意旨未充份虑及柯文哲在诉讼上防御权保障、双方武器对等平衡，及羁押是极端限制人身自由的最后手段，如此不仅有违“宪法”保障正当法律程序之意旨，在基于尊重审级制度下所为之裁定将更难昭社会公信。为此，民众党支持柯文哲依法提出抗告，以捍卫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