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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不是大国竞争，而是文明竞争。 |
中评社╱题：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 作者：薛力（北京），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不是大国竞争，而是文明竞争。各个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冲突难以避免。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宣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将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中国应宣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这个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征：这套秩序的维护以“礼”为主，以“（国际）法”为辅；这是一种圈层结构，以中国为中心，主要辐射亚欧大陆中东部；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这套体系与现有国际体系整体上兼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全球秩序，包括双边、地区、领域与全球四个层次，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方式来构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同样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多方面影响中国外交。
二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为美国主导世界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美国的做法是：联合欧洲，吸收其他文明体参与，制定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竞争的重点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间竞争的特点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强化对自身文明的认同，世界转入不同文明体之间竞争与合作交替的时期，这是一个长周期。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显着特征，与其说是各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各个文明体之间的竞争，其主要表现是：各个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冲突难以避免。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俄乌冲突就是局部冲突的典型表现，带有文明冲突的性质，是历史上新教-天主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之间长期冲突的回响。布热津斯基早就说过，乌克兰应该分为两个国家才能稳定续存。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事实：历史地看，俄罗斯历史就是一部对外扩展史，莫斯科大公国的面积是1300平方公里。而到19世纪全盛时期俄罗斯的疆域已经达到2280万平方公里，是原莫斯科公国的1.75万倍。现在的乌克兰，大部分领土来自俄罗斯帝国通过扩张后纳入版图。在苏联时代，出于种种考虑划给了乌克兰：东部工业区在列宁时代划归乌克兰是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西部与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接壤的地区则是斯大林时期出于国家管理的便利；克里米亚是赫鲁晓夫送给乌克兰的。这是普京发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一大原因。美西方则认为，二战后确定的领土边界应该得到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明竞争时代，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宣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略，不仅事关中国崛起的顺利程度与维持富强状态的成本，也事关中华文明在全球的长远角色地位。
中国应宣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或叫新礼治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性的且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兼容。
一、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与普世文明
严格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文明覆盖全球”的状况。人口分布的地理广度是衡量文明普世性的关键指标。从这一角度看，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全球散布的区域比其他文明更为广泛，相对而言，比较接近普世文明。
（1）伊斯兰文明的全球扩展主要是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时期，其分布区域主要在亚欧大陆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蒙古帝国中一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汗国则促成伊斯兰文明在亚欧大陆的进一步扩展，典型如四大汗国（兀鲁思）、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帝国。但在现代性框架下，伊斯兰文明未能继续此前的扩展方式，转而主要以移民方式向全球扩展。
（2）基督教文明则不同，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因素促成了基督教文明从亚欧大陆一隅的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并把世界带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是对“文明、发达”的欧洲的莫大嘲讽，也使得欧洲丧失了主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
（3）二战后的美国，顺理成章地从欧洲手中接过了世界领导权，并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还与苏联各自“组队”展开冷战。这场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告终。
（4）冷战的胜利使得美国认为自己成了“新的罗马”，应该在全世界布道“美丽国的福音”，于是，先有克林顿时期的人权至上与人权外交，继而是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主导下的扩张性外交，典型如大中东民主计画、反恐战争、颜色革命。遗憾的是，人权外交毁誉参半，而扩张性外交并没有提升美国的领导力与全球声望，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声望。而且，反恐战争与次贷危机也大大弱化了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的能力与兴趣，滥觞于国父乔治·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回潮，先是布什主义被声称“不做蠢事”的奥巴马主义取代，接着高举“美国第一”大旗的特朗普主义又取代了奥巴马主义。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新孤立主义，以美国本土利益优先，外交行动也要让美国“有利可图、减少负担”。
（5）拜登上台后，内政上奉行的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外交政策在形式上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协调，但在“为己谋利、减少负担”上与特朗普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拜登政府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已从“全球领导国”演化为“国际事务头号协调员”，主要表现为：美国不再愿意为国际事务承当“兜底”责任，只想有选择性地做有限的付出；更多地强调自身与本土利益的维护；强化自身的文明特质与政治价值观；致力于构建具有圈层特征的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
二、文明内卷的全球画卷
二战后，反帝反殖民浪潮促成了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浪潮加上一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则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其中一些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大、政局稳定、教育程度高、奉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军事实力迅速提升、对自身文明的认同明显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大，因而渐渐有志于构建自己的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在其周边地区，它们很难重复基督教欧洲过去五百年的全球扩展史，均属于典型的区域文明。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国家独立后在外交上就倾向于“构建自身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典型如阿拉伯国家），并在新世纪强化这一势头（突厥语国家是典型）。而一些文明型国家更是如此，莫迪执政后的印度是典型。
中国实力更强、发展势头更好，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取得的，因而中国的文明特征更受关注。中国崛起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在东亚地区再次成为最为强大的国家，强烈影响着周边国家，并在许多方面提升全球影响力。
这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无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它们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并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思维逻辑，预判中国将重复基督教文化圈崛起国特别是德国、苏联的行为。因此，中国需要用时间来证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同于基督教徒的世界观，中华文明更具有包容性、中国主张的地区与全球秩序虽然有特色但能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容。而基督教世界则有必要尽量超越过去几百年形成的优越感与基督教一神论思维定势，以便更好地研究、理解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人的外交理念与政策措施的准确内涵。
三、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性质分析
历史地看，民族主义概念滥觞于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旨在把操不同方言、生活习惯不同、历史记忆不同、宗教信仰存在或大或小差异的勃艮第人、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科西嘉人等等统一在“法兰西民族”的帽子下，推翻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构建属于法国公民（包括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与第三等级）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民族主义在动员法国普通民众参与政治进程上展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概念因而在欧洲生根、发芽、扩展，并在经过几波民族主义浪潮后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族群构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理论）依据。当代国际体系因而被称为民族国家体系。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认为自己是现代民族国家，但事实上未必如此。
依据西方主要民族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逐日进行的全民公决”（厄内斯特·勒南），“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厄内斯特·盖尔纳）。从中可见，在这些民族主义理论家看来，民族概念缺乏公认的内涵，是基于国家建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不同国家会赋予不同的内涵。于是，单一族群如丹麦人、波兰人、大和人可以构成一个民族，包含多个族群的美国人也可以组成美利坚民族。
概而言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国家”，经过法国大革命而成为“民族国家”。经过几波民族主义运动后，主要存在于基督教世界（尤其是欧洲与美洲）的民族国家体系，逐步演化为二战后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但不是国家存在的标准模式。一些具有辉煌历史的文明体，将会致力于构建基于自身文明特征的地区秩序，并在一些领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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