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密切程度是空前的，连结是空前的，相互依赖的状态也是空前的，正是因为互相走近了，才会有矛盾。但有矛盾就意味着我们要过分凸显这些矛盾吗？这就因噎废食了。过去40年，中美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波折，我们对于应对波折、管控波折，把中美关系带回正轨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要通过以往的经验，通过更多的合作来解决矛盾。
中美关系确实变了，其实应该是时代变了。难道说时代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糟了吗？当然不是更糟。历史显然是在进步的，在进步的过程中会带来新的挑战，如果我们过分突出挑战的空前、挑战的难度、挑战会带来更糟糕的局面，那大概是对于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的退却和止步不前。
在变化中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变量是美国自身。因为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持续的发展自己的方向是既定的，也有超强的稳定性。但美方的不确定性比较强。和1979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相比，现在的美国确实面对着一个自身困顿的局面，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叠加周期性的问题，增大了化解周期性问题的难度，也加大了结构性矛盾的积累。面对着自身空前的国内问题，美国表现出来的国际角色，或者是在国际社会一些行为的选择，确实呈现了非理性的一面。美国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之所以在90年代之前国内矛盾激化得不明显，是因为在冷战时期美国有一个外部威胁，面对着90年代之后越来越激化的矛盾，美国也需要塑造一个外部威胁才能解决国内的议题，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竞争乃至对抗，可以解决美国自身问题。这个逻辑明显是错误的。有外部威胁的时候，国内可能会对党争有一定遏制，但如果国内已经有了比较高烈度，甚至是部落化的党争，再去塑造一个外围危机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自身出了一些问题，导致它处理外部事务，或是大国关系上的做法，转向完全无法实现其自身目标、完全无法让其自身变得好起来的方向。经历了特朗普政府的“探底”、目前又是拜登政府的“折中”，美国的政治精英应该更早一些意识到美国自身的问题与中国无关，而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反而会让美国的情况变得更糟。
总结来说，怎么有效地继续稳定中美关系，我认为事在人为。如果我们双方都先入为主地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必然会比以往差，那显然是一种不愿正面面对问题、不去有效解决问题的回避态度。
受访人简介：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学士（2005）、法学硕士（2007）、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2010年至2012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担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12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美国政府与政治（美国国会政治）、中美关系、比较政治等。先后在美国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美中事务研究所从事访问学者研究，着有《国家的钱袋：美国国会与拨款政治》（2012）、《解构国会山：美国国会政治与议员涉华行为》（2013）、《美国国会研究手册（2007－2008）》（2007），译有《美国国会：代议政治与议员行为》（2016）。
此专访为中评社2021年《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专访之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