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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题：两岸博弈与“大陆形象”敌化建构－－建构主义的视角 作者：安拴虎（漳州），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摘要】依据建构主义行为主体和结构相互建构的逻辑，国家间的无政府文化是行为主体之间实践互动的结果。假若国家通过活动和交流建构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会都是敌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样的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竞争，又不能被消灭，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对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有主权，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形象提供了一种方法，尽管两岸关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但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解构两岸关系颇具启发。从两岸官方互动的层面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看作“行为主体”，两岸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结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会促使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重新定义或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幷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与评价。就“敌化”建构而言，七十年来，两岸基本维持了一个“敌对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无论是之前的“正统”之争，还是后来的“统独”之争，两岸双方共构了“敌人形象”。
在台湾，“大陆形象”基本上循着两个面向进行建构，一个面向是“敌化”，一个面向是“丑化”。就“敌化”建构而言，七十年来，两岸基本维持了一个“敌对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无论是之前的“正统”之争，还是后来的“统独”之争，两岸双方共构了“敌人形象”。本文试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就此问题进行探析，抛砖引玉，以期方家指正。
一、建构主义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主权利益的追求。”〔1〕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2〕
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无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亦即华尔兹所说的“缺乏全体系范畴的权威机构”〔3〕和基欧汉所说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4〕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的固有属性，也是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5〕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运而生幷迅速发展。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建构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一、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人类社会的主流观点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质力量驱使成的；二、社会舞台上出现的角色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他们的认同和利益，而不是本性。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与结构是互相建构的，认为人、组织或国家的行为都是社会建构的，幷不遵循一个不变的秩序或原理。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应从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构性作用。温特在他的集大成之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全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他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影响了作为个体施动者的国家的行为，而且更能够影响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前一种影响温特称之为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而后一种则是他所谓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作用。
温特认为国际体系或国际结构不单是物质现象，还是理念现象，在物质世界（指行为主体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物质的实力分配的状况）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与知识的世界——由“共有的理念”所组成的世界（指的是行为主体行为的文化内容，譬如构成社会主流特征的信仰、规范、理念和认识等）。〔6〕这个世界可以看作是行为主体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具体体现为各种观念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与交锋。通过如此的理念交流，国与国之间会形成对彼此的“认知”和“态度”，而这种“认知”与“态度”的总和，就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观结构”。依照建构主义的观点，社会结构由三种基本成分构成：可以分享的知识、物质资源以及实践。温特认为，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讲，祇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具体来说，各行为主体对理解、期待和知识的分享程度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分享程度越高，各行为主体之间互信程度越高；而物质资源通过各行为主体所分享的知识结构而获得含义，一定的含义系统确定行为主体对其周围的物质环境做出一定的反应和理解。〔7〕
除了“共有理念”，“身份”（或角色）也是建构主义核心概念之一。温特将“身份”作为“行为主体”的属性，温特认为身份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他认为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该行为主体持有的理念，一种是其他行为主体持有的理念。身份是由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建构起来的。〔8〕国际体系中的国与国关系和社会中的人与人关系类似，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国家之间进行社会性的交流和互动，也会建立“共有的理念”，作为国家理念的组成部分，塑造着该国对自我身份和他国身份的认知。
由于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幷非来自于天赋，而是在国际交往进程中确定的，这就为动态考察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温特认为由国家之间交流和互动，建构而来的“共有理念”可称之为“无政府文化”，由此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9〕温特指出，幷非是体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观念或文化促进或阻碍了合作。国家间能否合作，合作能否维持，取决于个体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关系的确定，身份一旦确定，个体就会自然基于对他者的再现界定自我姿态。一国通过确定“一种独特的自我对他者的姿态或取向”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是相互威胁、相互竞争，还是相互结盟。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幷不是一种单一的逻辑，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结构：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以及康德结构，在这三种结构中分别是敌人、竞争对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他将“无政府文化”分为三种，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10〕
不管是“敌人文化”、“对手文化”还是“朋友文化”，都是在国与国互动中由其他国家在认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换言之，一国的国家形象是由该国与他国之间建构的“无政府文化”类型所决定的。霍布斯文化塑造的是“敌人形象”，洛克文化塑造的是“竞争者（对手）形象”，而康德文化塑造的则是“朋友形象”。〔11〕（三种“无政府文化”类型，见下表）
（表格：三种“无政府文化”类型）
资料来源：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9-307.
依据建构主义行为主体和结构相互建构的逻辑，国家间的无政府文化是行为主体之间实践互动的结果。假若国家通过活动和交流建构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会是敌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样的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竞争，又不能被消灭，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对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有主权，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12〕
建构主义使我们瞭解到国家形象幷非全由物质力量或实力所决定，它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幷且，从本源上而言，国家形象可通过行为体不断互动建构出来，幷得到一些模式化的社会实践而不断维持和加强。〔13〕其次，依据语言建构主义而言，论述可以建构社会事实，可透过语言与符号再现某些非物质性事物的功能事实，譬如“货币”，我们不单能从其物理属性建构对它的认知，我们还可以用语言和符号将其意义再现出来。国家形象亦是如此，它是非物理性的东西与概念，需透过语言与符号再现产生。国家形象需透过传播媒介再现与反映，才可能形成一国或国际社会对于另一国总体的评价和看法。诚如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再现是一种过程，通过它，一种文化中的大众成员以语言（广义的定义为任何调配符号的系统，任何意指系统）而生产其意义。〔14〕
二、两岸互动模式与“敌人”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社会事实，同样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从上述说明可知，因语言符号在社会建构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幷与一定的价值与意义体系联结一起，幷由媒体再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此塑造有关他者对某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与看法。
可以说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形象提供了一种方法，尽管两岸关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15〕但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对我们解构两岸关系颇具启发。从两岸官方互动的层面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看作“行为主体”，两岸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结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会促使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重新定义或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幷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与评价。
两岸互动对于“大陆形象”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两岸分裂以来，两岸建构的“共有理念”（无政府文化），祇有马英九当政时期，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搁置争议，短暂建构了积极、善意、“互帮、互助”为特征的康德文化的伙伴关系，两岸也因此达成很多协议，收获不少成果。除此之外，无论是两蒋时期还是李扁蔡时期，两岸关系结构就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类型，即双方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塑造的形象是“敌人”的形象。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联合国，且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列。然而国内形势却日趋严峻，举国盼望的和平局面没有到来，盼来的是国共全面内战。历经三载即胜负已分，超出许多人的想象。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国民党军则一路溃败，最后于12月退守台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台湾问题也由此产生。
不偏不倚地来看，中国实质分裂成两个敌对的政治实体，一个占据了广袤的大陆，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败退到台湾，名字叫“中华民国”。在“台独”因素尚未形成干扰的时期，两者之间的博弈和斗争从未停歇，两边均宣称自己代表整个中国、领土和人民。一方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两蒋时代念兹在兹地是要“光复大陆”；而另一方面，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天天喊着“一定要解放台湾”。两岸争的是“文化正统”和“中国”的代表权。
但无论如何，那个时期的两岸维持着“两岸同属一中”的共识。双方在追求统一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均主张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对“中国”的认同和感情是一致的、明确的，双方的分歧无论多么严重，均认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分歧，也就是说双方一方面政治上高度对立对抗，另一方面在“一个中国”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认知上又高度契合。也正是在这个共识之下实现了八九十年代返乡探亲的开展和两岸经贸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在这个共识之下实现了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相继成立以及两岸两会的协商谈判以及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达成。虽然从总的角度来看，那个时期两岸互动建构的是一种“霍布斯文化”，维持的是一种敌对关系，但两岸均将对方视作同胞兄弟，两岸同为中国人的认知根深蒂固，与李、扁、蔡时期建构的霍布斯文化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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