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10日电／数字经济是结合智能、知识和创造力创造财富的经济，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自1996年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与危机》一书中提出概念以来，它已成为全球经济理论和实践竞争的制高点。
创新在哪里，数字经济就在哪里
北京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文章分析，不同经济活动因生产函数不尽相同而具有不同的区位选择。相对工业经济来讲，数字经济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必然具有自身特点的区位选择规律。目前，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虽然比较少，但数字经济活动区位选择至少具有三个规律性特点。
一是历史路径依赖。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生产函数的最大特点。数据是在哪里生成的？对这个问题虽有不尽相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共识，即数据是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产物。这意味着，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在哪里，数据生产就在哪里，哪里就有数据采集、挖掘和确权等活动；生产和消费活动越发达，数据生成和禀赋就越丰富，数据采集、挖掘和确权等活动就越发达。因此，数字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二是人才指向。作为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是创新驱动的，数据、算法、算力三大技术创新是其核心驱动力。这意味着，创新在哪里，数字经济就在哪里。大家知道，创新决定于研发（人员、资本）投入量和知识存量。考虑到资本追逐人才、人才掌控知识、特别是占知识存量绝大多数的“意会知识”，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因此，人才在哪里，创新就在哪里，哪里有人才，哪里就有创新，哪里就有数字经济。
三是集聚指向。数据使用具有十分突出的报酬递增特点，从国际层面来看，由于数据在国际之间的相对不完全流动，相对小国，大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显着的规模经济优势；从国内来看，由于数据在地区之间相对高度开放和自由流动，人口和经济密集地区相对稀疏地区似乎并无多少优势，也就是说，数字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似乎并不存在集聚经济指向。然而，数字经济是创新驱动的，而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是创新的关键投入，而人口和经济密集的地方显着有利于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就成为创新的摇篮和中心。因此，相对工业经济，数字经济区位选择具有更高的集聚指向性。
由于上述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数字经济地理上没有表现出传统的南北鸿沟，而是由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主导，中美两国集中了全球大比例的数字经济，其中，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达全球的75%、公共云计算市场达75%以上。从全国范围来看，作为国家经济核心区、科技创新中心、人才发展高地，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地区是中国数字经济高度集中区域，三地合计占全国数字经济55%左右,比三地GDP合计占全国GDP44%的比重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可以预见，在新发展阶段，沿长江干流内陆地区、山东半岛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等一些高密度地区，数字经济无疑会快速发展，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地理第一梯队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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