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建两岸“我们群”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开启交流以来，台湾对待中国大陆崛起具有三种态度：基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算计与选择基础上的接受与欢迎，更多是着眼于两岸广阔的商机；基于情感和对未知想象的纠结与恐惧，担心被“吃掉”；基于未来愿景的期许与向往，自愿融入其中。未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成为两岸交流的主导性思维，通过交流交往衍生出对和平发展的持续和深层次的需求。两岸应坚持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持续交流互动中彼此相互借鉴，相互参照，相互启迪，相互融合，进而产生一个更高效的善治系统，并对接两岸若干治理机制，进而共同维护共同体的福祉。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两岸之间的群际互动也将产生重要的外溢效应，逐渐导正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知，纠正其已有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偏差，促进两岸集体身份的不断建构和内化，这也将为导正台湾民众的家国认同和两岸统一后的台湾社会治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两岸文化融合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两大层面，一是公权力的政策和制度驱动，二是市场和民间的内生源发动力。为了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身份认同，首先要强化公权力职能角色，将民间潜能充分释放出来。从博弈论角度来讲，作为两岸关系主导者角色的中国大陆应发挥主体能动性，强化对两岸关系的规制力量，加大对台湾的磁吸效应，主动建构两岸同胞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既有主观认同，又有客观认同，前者顾名思义是指心理上的归属，后者主要是指含有身份认同表示或符号的器物，如身份证、护照、台胞证等。大陆公权力部门在推进两岸语言文化交流时，也要充分关注在器物层面对台湾同胞的影响，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如近年来大陆相继推出的台胞卡等重要举措，对于两岸一体化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两岸之间的群际互动将产生重要的外溢效应，由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这也有助于逐渐导正和改善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知，进一步减少彼此的隔膜，消除台湾部分民众的误解和偏见，促使其身份认同逐渐“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到自我的身份界定中”，进而打破其已有身份界限认知的藩篱，逐渐由“你群”、“我群”而交集成为“我们群”的共有认知。2020年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将面临更大阻力，但并不能根本上改变两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融并且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