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莎也说，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执行下去，能否奏效，也会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响，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经凸显。
一是美国与盟友间的矛盾。拜登宣布“美国回来了”，但是美国信誉在特朗普时期遭受重创，如今美国能否赢回盟友信任，美国真的回来吗？美国能回来多少？美国要回来多久？美国是否会要求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美国盟友也担心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困境。此外，美国与盟友之间有不同利益诉求，例如美欧在能源、数位税、伊核、巴以等议题上的分歧较大，美俄走近会伤及美欧同盟。亚洲盟友对中国也合作有更大的利益。
二是美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矛盾。美国二战后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内政高度契合。但如今，美国自觉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美国优先”理念和“特朗普主义”潜流依然存在，“购美国货”“疫苗民族主义”都体现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产阶段外交政策”正是为了统筹外交与内政，但是也反映出现美国外交目标与国内利益出现脱节。具体而言，美国到底能为盟友做什么，能为“重建更美国世界”B3W之类的倡议拿出多少真金白银也未可知。
三是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中美关系极具重要性和复杂性。拜登从审议和复盘中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提出对华3C政策不一定完全是虚伪的，也是反映出拜登评估对华政策之后的结果。例如坎贝尔曾撰文提出中美要竞争，但不能要灾难。如何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包括经济诉求，安全诉求，价值观诉求等，是拜登对华政策面临的挑战。
那么，中国要如何应对？袁莎表示，中美竞争将是一场长期博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在三个方向努力。一、修炼内功，增强自身竞争力。大国竞争最终比拼的是综合国力。时间在我一边，应该有战略耐心和战略智慧。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克服人口结构压力、环境污染等瓶颈。尤其要发挥政治稳定和社会凝聚力、动员力的比较优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弯道超车。
二、扩大朋友圈，打破遏华联盟。美与盟友伙伴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尤其要经略好周边，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尊重欧洲“战略自主”，坚定地站在发展中世界的一边，争取中间力量。深度嵌入国际和地区机制，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来对抗美国虚假的多边主义，阻止美国另起炉造建立排华小圈子。当前，我国外交面临“后疫情外交”的挑战。疫情的上半场，美国在抗疫和疫苗援助方面输给了中国，想在下半场率先恢复线下首脑外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更大的压力，我也需要尽快设计可行的、更有能见度的外交动作。
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理性、务实的正轨。对于中美关系，不能陷入结构决定论，不能淡化行为体的施动性。其一，要针锋相对地对美斗争，划定底线红线，与美界定好竞争的边界，管控好竞争。拜登想以规则制华，我们也需要同美国建立竞争的规则，防止恶性竞争和冲突失控。其二，要拓宽合作领域。即使在冷战时期，美苏在军控、太空、传染病防治等领域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跨国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和合行性更加凸显，包括疫后经济复苏、疫苗互认，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就网路安全、资料隐私、虚假资讯等问题加大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理等。美国大放水抬高通胀压力，需要与中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近期也有共和党议员敦促拜登取消对华关税。经贸是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摩擦点，现在可能会再回归稳定器的作用。其三，重启对美人文交流和对话。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并未有定论，近期涌现出多位重量级政界和学界人士呼吁更加理性的对华政策。例如，桑德斯、艾利森等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反对放弃对华接触。逾40个美国进步团体致函拜登,警告中美冷战将导致气候崩溃。美国经济学界也重要浮现“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的讨论。外交接触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美首脑会晤、正式互任大使就是契机，恢复领馆。也要多与学界、商界、地方、媒体接触，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敦促中美关系转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