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暴露出了两国双边交流原则—“相互认可不同，追求共同利益”的求同存异，以及暂且搁置有分歧的敏感的政治、安保问题，从容易的开始扩大交流，逐步解决难题的先易后难的思考方式的局限性。这种结构的典型的不和谐音就是过去30年韩中关系的最大转折点-萨德（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矛盾。
但更本质的问题是韩中关系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多种复合因素。首先，从历史上看，数千年来强调主导地位的中国对韩国的主从关系意识和巨大中国的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还有从1954年开始延续的韩美同盟关系与1992年以后形成的韩中合作关系的差异性，再加上中朝特殊关系及朝核问题的认识、韩朝关系等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且与最近中美矛盾进一步扩大也有关系。
康埈荣指出，两国最大的难题不是问题的发生，而是没能很好地确保出现问题时解决问题的机制。再加上两国国力差距的扩大，韩国对中国的重要性相对减少，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战略的调整，出现了权衡两国关系的局面。这不仅仅关系到双边关系问题，而是可改变东亚及强国间势力结构的重大因素，当然会对韩国的经济、安保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也是有必要从更根本的角度出发，对两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综合考察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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