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12日电／二战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和平与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前，百年变局中的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着上升，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南北发展鸿沟拉大，国际发展合作动能不足，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日益边缘化。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误导全球舆论，甚至不惜挑起各种贸易争端乃至武力冲突与战争。美国的这种行为已经威胁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这不仅不利于美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构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贻害全球的经济复苏与和平发展。
不择手段的种种恶行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是经贸问题政治化的借口和起因。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除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外交等传统国家安全外，国家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保持其经济存在和发展所需资源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非可抗力损害的状态与能力。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美国处于产业链顶端，又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做后盾，根本就没有被恶意攻击的危险。但是，美国常常以“国家安全”为名，肆意加征关税，竭力打压他国企业，大搞技术封锁。比如，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援引美国国内贸易法“232条款”，以进口钢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高额钢铝关税，把全球拖入一场持续数年的贸易争端。
制裁与胁迫是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所采取的强硬手段。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美国在其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受到任何恶意侵害的情况下，屡屡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用国家政治力量干涉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以强制手段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为此，美国先后制定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国内法，并炮制了一系列行政令，以“最低联系原则”等模棱两可的规则任意扩大美国国内法管辖范围，滥用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长臂管辖”，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进行制裁。
比如，美国违反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围追堵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将10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美国滥用自身金融霸权和技术优势，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大搞经济胁迫，划定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重点管控技术，强化出口管制，严格投资审查。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和制裁中国企业华为，限制华为产品进入美市场，“断供”芯片和操作系统，在世界范围内胁迫别国禁止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甚至还授意加拿大无理拘押华为首席财务官近3年。美国动用政治手段不仅打压中国经济，对盟友也毫不手软。出于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考量，美国从2019年12月起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制裁。俄乌冲突爆发后，即便德国已宣布暂停该项目认证程序，美国仍对相关公司及人员实施了制裁。
如果说各种制裁和胁迫是经贸问题政治化的硬手段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操弄便是经贸问题政治化的软手段。冷战后，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已然成为西方经济、军事霸权的延伸，日益频繁、深入地介入国际经济竞争，成为一种重要、无形而巨大的力量。美国拿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做文章，公然破坏国际经济贸易公平规则，超出国家正常经济行为的界限，给正常的经贸活动设置所谓的“民主指标”“人权指标”等各种政治“门槛”，采用政治化、妖魔化、污名化等手段进行舆论造势和宣传，将国际经济贸易中的竞争对手置于政治孤立、舆论围剿、商业劣势的境地。
比如，美国炮制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将在中国新疆地区全部或部分生产的产品推定为所谓“强迫劳动”产品，以此为由禁止进口与新疆相关的任何产品。新疆是中国棉花生产的重要产区、全球最重要的光伏产业基础材料多晶硅的生产基地，是全球纺织业和光伏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美国强推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根本不是为了所谓保护人权，而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剔除竞争对手，为实现其打压新疆产业竞争优势、将光伏产业转移出中国的阴险目的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