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些态势的综合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偏向“鹰派”对华政策处方的话语。对经历过“压力”的受访者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人在被迫附上自己名字时确实表达了更多的鹰派态度。这一发现也在个人访谈中得到支持,许多受访者注意到他们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表达对中国的态度的差别。
调查者指出,虽然直接审查和自我审查确实会发生,更常见的是,研究对象显示出参与“话语镜像”的倾向——进行“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用流行的威胁语言来构建想法和建议,以使其更有说服力。这就产生了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鹰派膨胀”(hawkflation)的效果,即个人表现得比实际更加强硬和对抗。
调查者表示,总的来说,这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外交政策界的人高估了对更具对抗性政策立场的支持。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中国问题上感知到“群体思维”(groupthink)。调查者的感觉是,在关于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共场合,观点没有被广泛准确地提供或描绘出来。对华政策辩论中的更强硬的一方观点正在被放大,而更温和的观点没有得到充分代表。
日前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就此调查举行的线上研讨中,祖若水指出,美国外交学界在中国问题上有某种“松散的”(loose)共识,并没有一个“死板的”(rigid)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