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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自己解构“美国霸权”，或将挤压出拒绝选边的第三势力。 |
中评社╱题：美中战略竞争会出现“权力平衡者”吗？ 作者：罗庆生（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博士
对欧洲来说，美国已逐渐丧失或自己抛弃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而中国显然还没有能力或足够条件接续这个责任领导世界。如果世界需要这角色，欧盟或许将不得不挺身而出。
但这也不表示欧洲会加入中国这一边，更大的可能性是作为第三势力，平衡美、中的权力竞争。从17世纪开始，欧洲对“权力平衡”即有长期实践的经验。亚洲与其他地区国家或许也乐见这种情况，因为出现三足鼎立的平衡者，将有助于缓和愈趋紧张的美中对抗关系。
一、美国试图形塑新的两极对峙结构
受新冠病毒疫情重创的美国，重启了对中国的战略攻势。虽然作为停战象征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并未撕毁，但在疫情指控、封杀华为、香港与新疆议题上却全面施压。
5月20日，白宫递交美国国会新版本的《对华战略方针》。这份文件进一步阐述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双方界定为“战略竞争关系”的定位，对“中共”提出语气强烈的指控，并承认以往接触政策的失败，表示将改采“原则性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份文件虽排除战争选项却强硬地宣示了抗中立场，因而被部分媒体指为“新冷战宣言”。
强调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是从霸权转移的观点看问题：美国是霸权防卫者、中国是挑战者。用“新冷战”这词汇描绘美中战略竞争，则潜藏着冷战时期，美国领导西方盟邦与苏联领导的东欧集团“两极”对峙的想像。纠团组队因而是必要举措。新战略方针即点名了东南亚国协、日本、印度、澳州、韩国与台湾等“印太地区”行为者，显示编组美国联盟的企图。
然而，未来国际真的会被美国形塑成类似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吗？在当代美国领导的单极霸权结构下，美国纠团组队，选择特定跨国企业与国家等行为者共同遏制中国挑战，被点名的行为者似乎只有加入或不加入的选项。然而，如果符合自身利益，加入“美国队”当然没有问题；但若不符，如何能避免损及自身利益？问题在行为者能否有别的选择。如果没有，则两极对峙的“新冷战”结构的确有可能形成。
表面上看，行为者受结构制约，美国霸权结构可以制约行为者。但美国既试图形塑新的两极对峙结构，则逻辑上必然先解构旧的权力结构。被破坏的结构将释放行为者的能动性（agency）；旧结构瓦解、新结构尚未形成，行为者可以有所选择。
这表示美国意图透过既有权力结构迫使行为者选边，以建立新权力结构的逻辑错误。无论中国是否有意挑战美国，美国自己解构“美国霸权”，或将挤压出拒绝选边的第三势力，而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权力平衡者。
二、当代单极的“美国霸权”结构
冷战时期美国领导西方世界，是以霸权姿态，要求盟邦让渡部分主权与利益，以达到共同对抗苏联的集体防卫目的。19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霸权稳定论”，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正当性提出理论上的解释。冷战结束后苏联瓦解，美国成为全球超强，这理论并未被抛弃，反而继续发展而建构了世界新秩序。
“霸权稳定论”认为，当代霸权是国际政治秩序的创造者，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者，提供“国际公共财”给其他搭便车的国家，而促成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稳定。相较以往古罗马与18、19世纪的欧洲霸权，这个模式的特征是去除宰制（dominance）元素而强调“领导”特质，不是以唯利是图的心态去掠夺其他国家或世界的资源而丰厚自己，而是运用其所拥有的资源及权力优势，组建符合其利益的国际制度与规范，并在此一过程中获得利益。
当代国际体系因而成为一个单级的、金字塔型的层级化权力结构，最顶层的是美国这超级强权，其次为经济与政治实力强大的大国，再次为中等权力国家与底层的弱权国。美国透过领导力制定符合其利益的国际规则，形成建制式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完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
对大国来说，这种金字塔结构的权力分配，虽然是以让渡部分主权与利益为前提，但美国并非独享霸权。例如世界银行总裁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IMF）由欧洲人担任的惯例；虽然美国透过投票权重的制度设计在IMF拥有否决权，以避免决策失控，但毕竟也分享了权力，因而愿意接受。
对大国之下或底层的中、弱国来说，这种领导式霸权较二战以前“被殖民”时代的支配性霸权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需要秩序，虽然这国际秩序是由符合其利益的美国与大国联合操作而不免于被剥削，但至少无须担心轻易遭强国武力入侵，且理论上小国仍有自主性，并非对霸权唯命是从，因而即便并非乐于接受，也无意反抗。
这结构之所以难以持续，问题出于霸权本身。
提供“国际公共财”需要付出成本，例如为维持国际政治秩序，美国须驻军全球并经常征战，因而被称为“世界警察”。美国虽从中获得利益，但透过经济学“边际效益递减法则”理解，提供公共财的效益愈来愈不符合成本。以经济作为观察指标，即可看出美国国家实力逐渐削弱的现象。
西元2000年，美国总生产（GDP）的全球占比达30.3%；到了2018年仅为24.2%。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估算，美国2000年为20.5%，2018年仅为15.2%。这显示美国为维持霸权，而付出国家实力长期衰退的代价。
因此川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宣称“不当世界警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退群”行为，并不是不合理的冲动。因为若只重视霸权地位的虚胖而不断付出，却无视国家实力如温水煮青蛙般的逐渐衰退，长期而言终究逃不过霸权衰落的命运。
这指出美国面对霸权竞争的两个方向性策略选项：一个增强美国自身实力，另一个则是在遏制挑战者。以赛车类比，前者专注于增加速度以保持领先，后者则着重在阻挡紧追者。然而赛车时两者或可并行不悖，领先者可以一方面全力加速，一方面在紧追者迫近时设法阻挡；霸权竞争则不然。
因为这两个策略的操作逻辑是互相排斥的。国家资源有限，如果着重于增强美国自身实力，就不宜再提供国际公共财或让利盟邦而消耗资源，但如此其他行为者为何要配合遏制挑战者？着重于遏制挑战者，则需要提供诱因以吸引其他行为者共同对抗，如此难免继续削弱自身实力。
这是既有霸权面对竞争时策略上的两难情境，除非能在不耗损自身资源的前提下，说服或驱使其他行为者共同对抗挑战者，否则霸权终将衰弱。美国能发展出这种“两全其美”的策略吗？如果是，又会产生何种非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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