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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政治化提增了台湾青年与大陆交流的“焦虑感” |
中评社╱题：台湾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发展对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影响 作者：王艺桦（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移动互联网激活了个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传播结构。网络中的个人通过对社交媒体、互联网的整合使用，缔结了以自己为重心的自我传播网络，构成了极为广泛、具有鲜明异质性幷超越时空的社会网络。台湾地区政党藉政论节目、竞选网站、多元社交媒体增强与选民互动，强化网络个人主义的社会网络传播功效。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差异在网络政治传播中被强化；舆论政治化提增了台湾青年与大陆交流的“焦虑感”；民粹主义藉网络化个人主义形成社会问题；国民党一味迎合青年选民，“本土化”深化；思维浅层化发展产生非理性跟风，个人集体责任感弱化，皆阻碍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引言
2020年新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全球扩散开来，台湾当局藉机阻断两岸民间往来，两岸之间的信息沟通从现实转向网络世界。“网络化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以往的工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结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可超越组织和群体的限制。个人通过与自己互动的社交网络或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就可以建立高效且流动的协作。”〔1〕意味着网络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能动性相比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往来会更易被形塑。民进党长期的“台湾主体意识”塑造加上打压“中天”，鼓动发起多元挺“台独”媒介宣传，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日渐蔓延至台湾社会的每个角落。
蔡当局以“武汉肺炎”称呼新冠肺炎、挑动台湾网民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知名人士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艺人林书豪和蔡依林等进行疯狂的人身攻击、与大陆网友开启激烈的网络骂战，一度哄抬大陆民众的“武统”声音。两岸间建立的民间往来情谊在网络化个人主义风气的盛行中日渐低迷，两岸对抗情绪的热化亦引发台湾岛内“统派”的“寒蝉效应”。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进程受阻且影响深远。社会网络与传播网络如何共同对台湾民众的社会心理产生影响，此背后的机制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本研究的核心在于台湾当局是如何利用网络化个人主义推动自我传播网络联结社会网络，幷通过社会网络散发影响，阻碍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网络化个人主义在台湾地区的发展演进
“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这一概念最初由加拿大社会学教授巴里·威尔曼 （Barry Wellman）提出，认为是移动互联网“激活了个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传播结构”。〔2〕与个人相关的各项“业缘、地缘、血缘的角色保持着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琐碎关系”，被搭建成具备交叉、多重和叠加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的个人被称为网络化的个人。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崛起，是21世纪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通过“对社交媒体、互联网的整合使用，个体缔结了以自己为重心的自我传播网络，藉此个体可以构成极为广泛、具有鲜明异质性幷超越时空的社会网络，由此形成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现象”。〔3〕台湾地区的网络化个人主义幷不是突然发生的，其背后充斥着激烈的政党竞争和政治社会化理念。
（一）2000年之前的台湾网络政治传播缓慢前行
回看台湾，1994年省市长选举时，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首先成立“市政资讯BBS站”，发布一些“政府”资讯，开设线上投诉等栏目，意在吸引年轻选民的投票。网络政治宣传由此开展。各个政党通过在竞选网站上宣传党派观点，整合网络支持者观点，突出中心议题，吸引选民关注，形成党派风格。此时由于社交媒体还未全面普及，只有8%的选民会使用新媒体（包括地下无线电台、电视“call-in”节目、电子布告栏系统或者网络）获取政治资讯，且使用者多为青年群体，集中在学术圈和高科技产业内。
1995年后政论节目开始走向人们生活，政治广告的出现使得政治和民主更像消费品，它标志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政治消费时代。台湾民众逐渐发现自己所拥有的选票可以成为监督和敦促政党执行自身意愿的砝码。“自己的一票真的有用”引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公民对政治投以关注，幷且认为大众参与可以期待且有效用。同时，公民对政治广告的心理开始成熟，开始要求广泛的权利。台湾电视节目的call-in手段为民众提供了表达意愿的通道。在此阶段成长的台湾新世代具备民主化色彩，对自身的投票权益有所认知，当成长为具备投票权的选民时，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相比其他年龄阶段的选民，青年选民更倾向使用网络获取政治资讯，但是网络政治资讯对于青年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非必要”的获取，只因网络是青年交流的主要途径，幷非是完全为了政治目的而服务。幷且各党在利用网络吸引青年选民注意的过程中幷未能做到完全贴合青年选民的喜好。最初的政党竞选网页设置内容过于复杂化和政治性，很难引起持续关注的意愿。
这一时期，网络政治传播的兴起刺激到个体的政治意识觉醒，行动仍处于群体为主，受单向输出的政治传播影响，还未能形成主动的政治互动。
（二）2000-2014：竞选需求扩大网络政治宣传互动性
政治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传播对策，媒体是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争夺对媒体的控制权即为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竞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两党的政党竞争进入新阶段。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各党派开始争相完善政党竞选网站的功能，注重开展网络政治宣传，加强与选民的线上互动。
竞选网站为载体的网络政治参与者向青年群体扩散。青年群体的群体性通过网络转向个体性，反感竞选性过于突出的政党行为，开始关注与个人情况相关的议题。伴随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个体正逐步成为网络中的基本话语单位，个人主义也获得了部分的正当性〔4〕，青年群体作为“中国社会未来力量和现实力量的集合体”〔5〕的身份角色被分解，转向个体性。台湾地区政治传播的单向输出特征随着竞选网站开通网民留言区和信息互动功能日渐弱化，附加使用新媒体获得政治资讯的青年群体具备更高的政治敏感性，实际上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是有所提升的。
然而，台湾地区政党的竞选性过于突出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反感情绪，反感情绪促成了青年群体同质性网络联结的产生。多国根据竞选网站做出的研究结果证明竞选中竞选网站以及相关媒体的主要方向是服务于竞选人的需求，而非选民的需求（Roper 1998；David 1999；彭芸 2001；Wang 2002）。对候选人而言，最重要的竞选目标就是获胜，其团队的政治宣稿主要是为了影响选民而非真切地与选民沟通、倾听民意。青年选民认为自身利益的诉求得不到响应，政党竞争阶段的承诺只是为了获取选票。从社会心理学来看，“群体的同质性能减少陌生感从而降低文化冲击阻力”〔6〕。具有“反政党”情绪的青年群体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联合起来，促进了同质性群体的形成，以期为争取和表达自身权益提供基础，成为后期“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行为的群体召集铺垫。
（三）2014年至今：社群媒体功能强化提升个人网络联结度
2014年“太阳花学运”将新媒体在台湾的使用推向高潮，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促使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较之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个人能动性凸显。“受现代性影响之前的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团结性理念，人与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为了维护这种生存需要，人们会约束自己的言行、思想。这种集体型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正日渐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型价值理念的凸显。〔7〕通过移动互联网，个体的权利和价值得以提升幷且被激活的个人资源成为社交网络中的直接生产力。威尔曼指出，由个人网络形成的联结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构成的网络不但具有极强的社会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变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
网络媒体用户普遍化推动政党强化构建社群网络，开启网络媒体领域的“选民争夺战”。“2017年台湾人每天平均花7小时49分上网，2小时3分钟在社交媒体上，是两岸三地之最。台湾 2017 年的活跃社群使用者共有1900 万人，占了全台人数的82.6%。其中，有1800万人习惯用手机上社群媒体，手机社群媒体渗透率达到78%，排名全球第7。”〔8〕可见网络社群媒体对台湾民众的重要性，同时因其高参与度的情况促使政党开启对网络社群媒体的强化措施，以便于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为了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培育个体的政党偏好，台湾地区的社群媒体功能扩展被提上日程。各党派以网络直播、专属APP、“脸书”、“油管”平台等等途径扩大与选民的交往互动，整合观察选民意见，培育网军引导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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