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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伟峰：如果把“习马会”理解为两岸最高领导人的礼节性会见，那么一定是严重低估了“习马会”在两岸关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与意义。(中评社图片) |
中评社香港11月9日电／香港明报9日发表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郭伟峰文章，谈“习马会”，全文如下：
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关系66年历史中最为震撼的一个节点，当属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在落下帷幕之后，需要对“习马会”的历史意义与作用进行反思，也需要把“习马会”之后依然存留的一些疑问加以研判解读。因为长期与两岸官方及智库打交道，我个人对其中的一些疑问有比较贴近事实的理解，就教于大家。
新加坡会面 完全排除国际因素
一、为什么在北京不能见，在新加坡反而能见？
“习马会”的举办看来非常突兀，因为事先一点点风声都没有漏出去，高度的保密，高度的心照不宣，在如此的复杂的两岸关系中，还能够做得到，实是不易。但是必须知道，两岸高层为“习马会”运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至少有两年多，最开始是马英九方面坚持要在国际场合与习近平见面，最迫切的一次是在2014年的北京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前夕，只要习近平点头，马英九就会到达北京。但是北京方面拒绝了，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不愿意在国际场合讨论两岸关系，造成“一中一台”的尴尬局面。APEC虽然在北京举行，但却属于重大的国际会议，主办方不是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所以习近平和马英九不能在这个场合会面。
习马得以会面的基本要素在于：“九二共识”是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没有“九二共识”，习马不可能见面。但即使双方都坚持“九二共识”，没有合适的场所也无法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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