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碳中和目标下的中美绿色低碳合作 作者：熊兴（武汉），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摘要】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议题已成为近年来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中的热门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为本国的碳中和设定了实现目标和期限。在碳中和的目标下，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碳排放国，中美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合作具有相当的基础和发展空间。当然，在目前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中美绿色低碳合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风险。
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和全球暖化等问题的不断出现，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与之相关的绿色低碳转型问题也成为焦点，碳达峰和碳中和已成为各国为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和碳排放大国，中国已设定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则已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在此背景下，中美将在绿色低碳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合作。在中美关系复杂多变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双方在绿色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维护双边关系，缓解和降低一些冲突风险，同时为全球低碳转型做出大国的示范效应。
一、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国际社会推动实现碳中和的努力最早可追溯到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公约各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中对2020年以前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降低20%的要求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随后几经波折，各方终于在2015年12月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上，明确提出了全球范围内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截至2021年，全球已有超过1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规定、政策宣示和提交联合国承诺等方式，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碳中和目标。
国际上碳中和的众多政策利好，加上持续的技术进步，使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得到提升，部分国家已提前实现碳达峰。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率先实现了碳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大约40%，其中大部分为发达经济体。在2021年全球碳排放排名靠前的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韩国、印尼等都已实现了碳达峰，南美的苏里南和亚洲的不丹已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进入负排放，较早实现了碳中和的目标。在传统化石能源继续清洁化利用的同时，国际上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装机都进入快速发展。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新增装机约为256GW，已占全球净增发电装机容量的83%，幷且已连续六年保持50%以上的份额。在2020年的全球电力构成中，可再生能源已经达到29%的历史最高水平。①国际能源署在2021年5月发布的《2050净零排放：全球能源行业路线图》中提到，预计到2050年，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近80%下降到20%左右，届时全球能源需求中约9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风能和太阳能占将近70%。②
在碳中和目标期限上，目前各国普遍将目标设定在2050年左右，包括美国、欧盟中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爱尔兰、丹麦、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以及英国、瑞士、加拿大、南非、智利、新西兰、韩国等国家。部分国家计划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更早，如乌拉圭（2030）、芬兰（2035）、奥地利（2040）、冰岛（2040）、瑞典（2045）。2021年7月，欧盟提出旨在落实“欧盟绿色新政”的“减碳55计划”（Fit for 55），其中包括扩大欧盟碳交易市场、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扩大可再生能源比例、停止销售燃油车、征收航空燃油税等多项全新法案。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都将致力于碳达峰和碳中和，推动能源和经济低碳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和绿色发展。
二、中美两国都致力于早日实现碳中和
随着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的不断升温，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因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导致的全球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将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若不加以解决，将有可能演变为人类的共同灾难。赫德利·布尔认为，一个合理的国际体系要得以保持下去，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环境治理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共识。③克里斯托弗·希尔也指出，生态问题已成为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环境因素对国际政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不会小于灾难预言者想象的灾难性变化。④ 冷战结束以来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凸显，使国际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当今的国际安全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有机结合的“综合安全”，其中，环境安全是基础，经济安全是核心，军事安全是保障，政治安全是重点。⑤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大规模的化石能源利用会威胁环境安全，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从自身地位和实力来说，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传统的政治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已成为国际能源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国家，在碳排放上的举措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中国又在多个国际重要场合重申了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愿景，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深入推进能源向高效、清洁、多元化发展和转型，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
在行动中，中国正通过一系列举措，稳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中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设定了到2025年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5%、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的目标，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为碳中和打下良好基础。在措施上，通过大力推动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升级，鼓励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大力发展可持续循环经济和产业。优化交通运输业空间布局，从空间上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和区域的节能减排。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逐步降低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比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加强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幷安全稳妥地推进核电建设，使绿色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得到稳步提高。在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中，有序推进一些高排放和高耗能的重点行业和企业进行煤改气和煤改电，幷在居民生活中也进行推广，积极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等绿色能源，降低煤炭等石化能源的直接消耗。同时大力支持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新能源项目的技术水平。在一系列举措下，近年来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等化石能源比例已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比例则稳步提高，正朝着低碳与可持续方向有序发展。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第二大碳排放国的美国，其在过去因能源消耗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曾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不过，随着美国国内的能源转型、能耗降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07年美国碳排放已达到历史性峰值，随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其大力推行能源新政，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不过，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绿色发展上出现波折，包括废除煤炭禁令、放宽国内煤能污染限值、推行“能源新现实主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在绿色发展政策上出现重大反复甚至停滞。
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后，积极推行其“绿色新政”，美国在能源政策上重回绿色发展轨道。在上任当天，拜登就宣布美国将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任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为气候问题特使，幷就低碳减排问题提出若干新政举措。拜登政府对外承诺称，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清洁能源发展、电力供应、交通运输、建筑节能等领域进行多项改革，美国将在2035年实现无碳发电，预期到2050年使美国实现百分百清洁能源经济和净零排放的碳中和。为此，拜登政府在经济振兴计划中，专门编列2万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包括交通领域的电动车计划、“城市零碳交通”、“第二次铁路革命”，建筑领域推动新型建筑零排放和现有建筑的节能升级，在电力领域进行电厂碳捕捉改造，积极发展新能源等一系列举措。同时，拜登政府还成立相关清洁能源创新机构，大力推动氢能、核能、储能等前沿领域的研发。
三、绿色低碳合作或可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稳定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能源消费大国和碳排放大国，中美在能源和环境等问题上都面临着共同挑战。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目前中美两国每年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加起来占全球40%以上。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单位GDP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35年将占全球新增碳排放的58%。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燃料消耗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激增，对自身环境也带来一些问题。美国也存在同样问题，其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燃料消耗以数万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些使得中美双方都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目标。
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国际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一个中央权威对各成员和行为体进行有效管控。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为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使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国家利益目标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往往超出一国范围，一国往往无法完全通过自身行动得以实现，而各国的各行其是反倒容易形成“囚徒困境”。各国在某一领域虽有共同目标以促成合作，但该目标与其他利益之间的关联性也必须考虑。此时当国家发现通过与他国进行政策协调可避免冲突、增加收益时，会表现出合作愿望，形成合作第一步。而一旦合作意愿达成，国家间在后续行动中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也越高，这种合作的最佳状态是形成合作的集体身份。而“集体身份一旦形成，行为体就会把对方的得失视作自己的得失”。⑥
影响集体身份认同形成的主要变量有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相互依存度越高，形成集体身份的可能性也越大。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着重大的能源安全挑战，在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上都拥有较多的共同利益，这成为中美开展绿色低碳合作的基础和一致性目标，幷形成某种意义上的“集体身份”。中美在《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绿色合作伙伴计划实施方案》、《中美关于能源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中美绿色合作伙伴四方协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等多个联合文件中都强调，中美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和责任，同时也面临着共同挑战。两国政府将继续在开展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稳定国际能源市场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发展中做出大国贡献。
根据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碳排放等导致的全球气温不断上升和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未来的五年将对人类能否控制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在集体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迫切感也日趋强烈。气候问题作为一个不分国界的全球性公共问题，在拜登时期或可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稳定器”和“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之间的绿色低碳合作具有长期的基础，从1979年建交后至今，中美共签订了几十个双边合作协定，确立了能源节约与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碳捕捉与储存、可持续运输（包括电动车辆）、智能电网、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等多个重点合作领域。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基本建立起政府、企业、官民一体、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的多层次多渠道沟通与合作，合作机制约束力从弱到强，对话涉及话题和范围由少到多，幷逐渐深入。不过，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在中美关系不断出现冲突的大背景下，中美绿色低碳合作几近停摆，相关领域的合作进入低潮期。拜登政府上台后，将气候变化议题列为中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幷派出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数次访华，与中国就气候变化合作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中美两国都希望通过在众多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工业和电力领域的脱碳政策、措施与技术，增加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节能建筑与绿色低碳交通等，共同推进巴黎气候协定的进一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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