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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硕鸣 |
第三，香港的管治体制终于有突破，政治上拨乱反正，香港开启了良政善治新局面。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这是回归以来最严重挑战。中央审时度势，采取制定港区国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一系列举措，止暴制乱，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现在三个选举完成，落实了爱国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轨。我觉得这项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经受了考验，古人说只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一个好的制度是无法设计安装的，只有经过风风雨雨才能脱颖而出。
值得反思的问题
值得反思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过去25年虽然经济繁荣稳定，但也存在不少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包括住房问题、贫富悬殊、青年向上流动受限、公共卫生问题等等。说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万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严重不符。
第二，是国家认同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心回归”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就是香港近些年来不断发生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从反对23条立法，到2014年占中运动，到2019年反修例风波，“一国两制“的“一国”根基受到挑战和冲击。
第三是治理问题。回归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范，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洁，公务员素质好，城市管理先进，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来越被人诟病，前面说的房屋问题、公共卫生、青年问题以及施政效率等问题，香港落后了，过去这么多年没有进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进步。香港为什么新冠疫情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迟迟不能与内地通关？值得深思。
我想多讲讲香港今后的治理问题。我觉得，97年回归以来，香港政制和治理的争论长期陷入“普选迷思”，严重偏离了有效治理的轨道。反中乱港分子通过散布各类“双普选”和“港独”言论，混淆视听，抗拒中央管治，煽动对内地不满情绪，严重干扰了政府施政。他们通过选举进入特别行政区各级管治架构，包括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区议会等机构，肆意阻挠特区政府施政，损害香港市民福祉，让香港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如此兴风作浪、坐大成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国者治港”原则没有得到真正落实，香港没有真正形成“爱国者治港”的管治局面，严重影响了回归以来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确立了行政主导体制，但是过去相当长时间行政受到立法会非理性制约，反对派干扰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导名存实亡。
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完善，“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的落实，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选委会、立法会）得到重建，现在香港出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个新管治架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朝着良政善治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未来还任重道远。我们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构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政府如何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与其他地方比较，我想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这次疫情让我们认识到香港行政体系内部的问题，治理能力还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我想大家都同意，香港行政管治团队还没有真正“升级换代”，这个体系还有制度性弊端和规范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构只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应当要重点改造行政官僚体系，从施政层面上实现有效治理，否则就无法实现特区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体系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风波”后，中央从国家层面对特区选举制度和国家安全制度进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层面上确保了“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解决了治理主体问题，即“谁治理”的问题。但是，在治理体系运行层面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样”的问题。香港的治理问题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问题，也有操作性和人事问题，特区政府行政管治团队应当自行对未来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政策决策机制、行政执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香港治理体系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效能、领导能力、社会信任几方面，改革的关键是要克服治理体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领导力不强以及社会信任度低。当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务员体制，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过去很多制度上的问题导致公务员能力未充分发挥，施政效能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统改革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特区政府要与中央在治理过程中形成合力。回归后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机制整合也不完全，运作上也不畅顺。特区政府要设置政策研究和沟通的机制，可以考虑重启“中央政策组”，承担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帮助特首及主要官员把握国家大政方针、国内外政治大事和社会舆情，强化战略谋划和整体统筹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团队除了社会上爱国爱港力量稳定可靠的支持外，要与社会各界形成一个有效的“管治联盟”，扩大自己执政的政治社会基础。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备相应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务员体制中的弊病。权力间的互相制衡导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统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难以落实有效领导。2002年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之后，3位司长和13位局长均为行政长官“政治任命”的问责制官员，不再是公务员，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政治任命官员脱离公务员系统，不再是所在局政务职系首长，政务职系之首变为政策局常任秘书长。如果局长和常任秘书长“不咬弦”，会影响政策决策和实施，也会导致部门之间统筹和配合问题。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权和财政权落入常任秘书长手中，局长无权参与公务员的评核、升迁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决定财政的使用权。按照《公务员守则》规定，公务员与副局长、局长政治助理之间工作配合是基于“伙伴合作精神”进行，不构成从属关系，这使得管治班子领导公务员工作时，常出现不协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况。加上公务员“政治中立”立场，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难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体制需要完善公务员队伍的问责制度，完善与其配套的考核与激励机制。
纪硕鸣：香港回归25年
总体上充满活力取得成就
2022年7月1日，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已经25年了。“50年不变”，前所未有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香港实践走完了半程。这25年来，虽有风浪，但总体上充满活力，取得成就。而最大的成就，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成就斐然，繁荣稳定。未来，香港能否长久保持繁荣，仍然在于能否充分“两制”。
衡量“一国两制”成功的标志，就在于香港能否持久保持“繁荣稳定”。 但是讲“繁荣稳定”还是讲“稳定繁荣”，词字相同，内意则大不一样，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制度不同——香港资本主义讲“繁荣稳定”，内地社会主义就讲“稳定繁荣”。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布希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不过，对香港，邓小平强调的是“繁荣稳定”，1983年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他说：“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 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一直以来，香港扮演的就是“商业香港”的角色，“商业的香港”只有繁荣了才会稳定，其中的内在逻辑就是人心思“赚钱”，没有繁荣没钱赚，社会就动荡，就会不稳定。
特首林郑月娥讲过，“在背靠祖国、面向国际的有利位置上，香港特区以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开放的经济模式和与内地紧密联系的优势，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并以良好法治、司法独立和资讯自由吸引了逾九千家海内外企业落户香港，不少并以香港为它们亚太区的总部。”通过25年的“一国两制”实践，可以清晰看到，繁荣是香港的主旋律，以保持繁荣见证了“两制”实践的成果。
回归25年见证繁荣
尽管内地稳定繁荣、发展很快，甚至部分省市超越了香港，但这并没有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回归25年时，股市及楼市都有显着增长，GDP还不断赢了先进国家，走出的是繁荣下的稳定轨迹。
我们看，1997回归之年，香港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73.5亿美元。在20年后的2017年，香港GDP 达3412亿美元，20 年就翻了一番。根据世行2015年数据，香港的经济增长率达2.4%，仅输美国，跑赢绝大部分七大工业国成员。以人均GDP 计，2015年香港在全球排名第18，始终超过内地省市。即使经历2019年动荡、2020年的疫情，2021年香港 GDP总量也达到了逾3678亿美元。
股市。以1997年为基础，港股的日均成交及市值均有显着增长。截至2017年6月23日，港股主机板的日均成交达752亿元，较1997年时的155 亿元高出近4倍。市值方面，港股主机板市值达28.3万亿元，较1997年时的3.2万亿元高出8倍。港交所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营运数据，证券市场市值于2021年6月底为52.8万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37.9万亿港元上升39%。
楼市。按中原城市领先指数，1997年7月指数为100点；20年后上升近6成。根据券商资料，1997年香港约有90万个私楼单位，楼市规模约4万亿元，2017年的私楼数目已达120万个，楼市规模升至9.2万亿元。2021年，香港私楼总值升至12万亿港元。
未来成败的关键
经历了动荡的2019，新冠病毒仍在肆虐，香港百业待兴，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等待重建中。作为国际都市，即使回归25年，香港最大的价值和优势还是极高的国际化和自由的两制。但香港面对“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下半场，最大的难题，可能也就是如何继续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化优势。
“一国两制”25年实践后，目前香港更强调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可能再沿用西方那一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港英时期的那些更会被丢入垃圾桶。那么，香港在经过2019由乱到治后，会实行怎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修正后的生活方式，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制度？
第六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他的政纲明确了四件事，包括：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土地房屋提供方面，全面提速、提效、提量；提升香港竞争力、持续发展。这部分提到了，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提升其优势，发展香港成为创科中心、带动经济转型；以及建立“关爱社会”，重视青年发展等等四部分。
无论是政府的治理能力、解决土地房屋问题、还是重视青年发展，对特首来说，凭自己能力和资源，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都能做到，相信也能做好。唯独最有难度的是，提升香港竞争能力这部分。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际都市、国际化是香港作为中国城市最重要的特质、最核心的价值之一。未来虽然难，但香港要提升竞争力，缺国际化难成事。说开了，香港最核心的制度和环境优势就两点，一是有“一国两制”的灵活性，二是国际化的广阔性。保持了这两个方面的优势，香港就有竞争力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入大湾区发展就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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