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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明之处，在于最终目标是“超越自我”，而非争做世界第一。 |
中评社╱题：“中国式现代化”论述之反思 作者：杨开煌（台湾），铭传大学两岸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体现与“历史和解”的“中国式现代化”，从而产生自己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现代化的时间推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空间动力，调整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在反思和纠正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掠夺自然、掠夺未来的错误与罪恶的发展道路，强调“与自然和解”“与未来和解”的时间动力，从而使得人类的现代化，产生持续而生生不息的动能，不断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独特地提出了第三方面的“和解”，就是与全人类的和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文化的思维中，体现出“共济天下”的主张，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代和未来世界和解，是中国现代化贡献世界的“和平公共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实现的起点和蓝本。中国人从来都相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中国人相信“共济天下”的全人类和解式的现代化，才是人类和平的真正基础。而不推崇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不同意西方“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以邻为壑”的霸道式现代化。
一、前言
（一）“现代化”在西方国家主宰的话语体系中，往往被认定是否成为“西方”的代名词。事实上，如果客观地反思，“现代化”也就是任何民族或国家，从古至今为了生存，不得不发生的从个别的、单一的蜕变，发展到民族或国家整体的观念、体制、结构、价值的变化。然而西方国家近三、四百年因“工业化”所带动的变化太快速，太骤烈，以至与其他未发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大大拉开差距，并使它们逐渐成为西方民族国家殖民、剥削和奴隶的对象；反之，那些被殖民的民族和国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宗主国”为样板，作为自己蜕变的方向和目标，也助长了西方民族国家“自以为是”“自我傲慢”地成为全世界发展的标准。
但如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从邯郸学步中挣扎出自己的觉悟，从而带着民族的自信，走上自己的道路。
（二）回顾近代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压力下不断蜕变的历程，公平地说每一时代的政府都作了那个时代应有和能有的努力。以今视昔自然有许多的不足，甚至是错误之处，但决不应全盘否定，没有前人的尝试，也很难成就如今的成功。古人戒曰“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①今日为昨日之继承和批判，明日则是今日之继承和批判。
二、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之比较
一旦我们从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全视角，以理解和体会的立场，来审视近代中国的满清政府、国民政府及人民政府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发觉其中批判的继承性。
（一）满清政府的“现代化”历程：十九世纪初始，盎撒帝国主义的扩张之路，触及中国，中国在屡受挫败和屈辱之下，开始思考因应之道。在中国汉人儒家文化熏陶之下的满清政府，从“船坚炮利”购买式的应变到“自强运动”学习式的应变，再到“立宪运动”的制度式改革，结果均以失败告终，清朝终不免其覆灭之命运。从目的性来看，满清政府的变革，始终只有一个目的，保住满人的统治权。虽然从现在来看，作为初次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应变的路径、方法皆不能算错；然而，领导无决心，满汉无共识，精英体会浅，民众不关切。最终只能收获失败的结果，然而其失败也让中国人开始了全民族的逐步看世界觉醒。②
（二）中国国民党的“现代化”历程：辛亥革命幸运地成功结束帝制，然而国家随即陷入分裂、混战之中。用中山先生的话说：“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③其后北伐成功，中国国民党有十年建设的时间，取得一些成效，遂有“黄金十年”之誉。然而外国势力依然左右中国，尤以日寇侵华日狂，其后抗日，内战相继蹂躏，国几不国，所谓国家“现代化”，更加遥不可及。败走台湾之后，中国国民党依靠天堑之险及国际冷战形势，在台湾建设上，意图依归三民主义之理想。然而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下，作为孤岛，只能依附美帝换取安全，结果台湾的现代化虽初有成果，然在经国先生逝世之后，逐步偏向资本主义，而且公然附庸美帝，并深受控制。台独政客掌权之后，更进一步沦为美国霸权主义予取予求、全无身份的“政治仆从”。
（三）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一开始选择的“马列主义”，其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省与批判，所以“社会主义”就是“后现代化”的路径。从当时中国的国情而论，是一种超前的选择，必然是比较辛苦的选择。所幸中国共产党在本土派毛泽东领导下，经过不断的斗争，终于将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才发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前资本主义的农民革命，发动了农民参与。革命既是为了农民自己的利益，农民就参与了为自己的改变命运的变局之中，这是中共成功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由上向下的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爱国、救国运动转为由下而上、上下结合的爱国救国运动。所以革命的动力无穷无尽，而且终底于成。然而革命的成功，不等于现代化的成功，所以毛泽东在西柏坡时，会发出进京赶考的警语。④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的历程中，我们也时时可见凡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基本上既对应社会主义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鼓舞了人民热情的政策，结果必然事半功倍，成绩斐然。例如毛提出自力更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近平反腐肃贪，脱贫小康等。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现代化”的成功动能之一，正是由于其政策符合中国国情。所谓“符合中国国情”，通俗而言，就将当下精英的理想和普罗大众（proletariat）的需求相结合，形成深具中国特色的政策，故而迈向成功。
回首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从农业生产力到工业生产力）历程中，满清政府未识此理，中国国民党未实践此理，只有中国共产党识其理、践其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侥幸，不是偶然。
三、中国“现代化”反思孙中山的“迎头赶上”
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取得巨大的成就，在台湾就有若干精英之士，很自然地就将之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相比：从量的方面看，其中“实业计划”有关建立全国铁公路系统，共计约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及100万公里的公路⑤。事实上，2007年底时铁路达到7.80万公里，而公路的总里程为358.37万公里。⑥2020年底，中国铁路运营里程14.6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3.8万公里；⑦到2020年公路5,198,0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61,000公里⑧。从质的层面看，由于科技发展层次不同，其实无从比较。重点在于，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孙中山无疑是同一时代中，能从全局规划中国全面“现代化”之第一个人，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前瞻眼光。蒋梦麟称“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他的科学知识和精确的计算实在惊人。……因为他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常常觉得他的计划不切实际”。⑨然而，“不切实际”的评价，对当年的中国人而言，主要是源自于民族自卑，而中山先生认为之中国人“知易行难”的认知有错，并着心理建设乙书以破心魔。然而真实的情况，还恰恰是“知易行难”（空想容易，实践不易）：首先掌权者的想法，他人难以相随，于是实施的具体步骤无法落实。其次是天价的资金，如何筹措？其三是外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客有可能协助中国而不企图控制中国吗？其四是外国政府、政客会安心让中国发展吗？对比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的探索，可以发现每一步都是无比艰巨的挑战。
简言之，没有具体的“计划”，一切只是理想、空想；有了具体的“计划”，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所有的“计划”依旧是空中楼阁、巷议清谈；没有强而有力、长期规划又能贯彻执行的政权，国家现代化也只是海市蜃楼、纸上谈兵的计画而已；没有自己国家的工业支撑、科技支撑，国家建设也只能藉助于先进，受尽剥削，任人宰割，永远处于跟跑者的地位，永远只会是先进国家的“打工仔”而已，这不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国家目标。
总之，中山先生基本是西医治病的思路，对中国的病弱，开出了许多药方（建国方略），但中国的关键是体质不和（农业文明不符合工业时代；农业为基础的朝廷统治亦不符工业经济的国家治理；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也不符合工业生产方式），立足在当今中国大陆现代化成功的基础上，赞扬孙中山恰恰是对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实业计划”无法实践的讽刺。
其次中山先生“实业计划”即令如其所愿，国际（其实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应允参与中国的发展，则到了上世纪廿、卅年代西方遭受经济大衰退时代，中国必然无法脱离陷入中低等收入陷阱之苦。中山先生把西方人想得太好了，把国际政治想得太简单了，并没有，或不愿意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直接交给日本，而中国无力反对，以至全国暴发“五四”运动”的事实。在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上，若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丑恶和阴谋及它们对中国的傲慢和鄙视有充分估计，结果必然失败。西方人都知道而且十分警惕，也必然牢记“让东方的巨狮沉睡，一旦清醒，世界必定为之震动”的警语，这便是“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舆论市场的根源。而中国人是到了2021年3月，才直面怒斥邪恶的美国霸权主义国家。⑩
其三、当年的中国也没有足够的人才支撑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高级领导，也没有高中级管理人才，连识字的劳工都缺。“实业计划”放在当年大家认为“不切实际”，诚非虚言。
四、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成功之道
（一）毛泽东从“农民革命起家”即以社会需要推动国家变革。建政之后，先是赶走西方殖民者，防止外国再度干涉、插手中国事务，使中国人民成为中国主权的主人；参与朝鲜战争，使中国成为名实相符的现代“独立国家”，中国人民政府成为中国大陆真正的决策者。之后，毛泽东在国家建设方面，采取了“安全优先于民生”，使中国有了原子弹；“重点发展优先于全面现代化”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并“透过以农业生产的原始积累，支持工业、国防的发展”等政策，中国大陆才获得真正的国家安全，摆脱了重蹈“被殖民”的命运。
（二）邓小平的国家现代化之路，也是从“四化”开始，只是内容修正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为了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合理做法，又不失自己的自主性，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以往中外专家都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只是为了“借鉴资本主义手段，为中国的发展‘补课’”障眼法。事实上，这应该是邓小平的一种“以我为主”的创造性转化之道。任何寻找外在方法，必须符合原本的内在价值，两者结合才能产生内在动力，并且不改变原本的社会主义目标、从而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习近平总结、整理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现代化努力的成绩和缺失，提炼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路和实践取向。
一、指导思路有三：1、为人民服务之初衷：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全体国民，不是为了某个阶级。在工业时代国家所谓的为“全体国民”，不仅仅是从需求面检视其“救济措施”或“福利政策”做得是否及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为人民服务”是检视其政策，能否从供给面真正地为绝大多数国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就必须依赖不以“营利”为目标的公有企业，只有公有企业才能在必要时以国家政策的“公平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以资本家的利益、企业本身的利润为依归。所以“为人民服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务人员而言，不仅仅只是依赖宗教式的道德要求，而是国家拥有相对性的资源和实力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2、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任何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状态和情境，选择符合自己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则其发展的需求才能持续不断。所谓符合“国情”，具体来说，又包含了：一是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一个国家追求生产力的变革、发展，必然是对现有秩序的改变，在此情况下，“急于求成，作出政绩”几乎是所有西式“民主”政权执政者的心态，因为有换党换人的压力。然而罔顾社会对变革的承受力，其结果往往是“未得其利，先蒙其害”。中共称中国大陆的变化，“既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正是由于没有实施西式“民主”。所以从政党的角度言，可以从长计议，从容施政（当然地方当权者政绩心态依然存在）。二是国家的改革，必须寻找改革的“根本动力”，而“内生动力”就得之于人民从改革中获利，亦即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让改革的红利与人民共享。有了领导的改革意愿与决心，又有由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改革自然容易成功。三是结合国家、民族原有的“价值观”。通常我们论及一个国家以“西方化”为目标的“现代化”变革都习惯分为“器物、制度、价值”三个阶段，而最困难的是“价值”。而“中国式现代化”处理“价值”议题的方式，则要求在自己国家、民族原来的文化中，寻找符合国家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自己固有的文化价值中，赋予现代性的意义。如孙中山把民本思想和民主主义嫁接起来；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相近的思路，这是一种冲突最小的现代化变革。所以中国国家、民族的现代性追求，不是使自己变为“西方”人，而是成为现代化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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