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后四股力量互相博弈，特朗普的个人意见很可能影响博弈过程，特朗普同时充当最终的“裁判”。以此观之，影响上述博弈过程的主要因素如下：首先，特朗普政府与中方关于经贸问题的博弈的具体走向。如特朗普本人对中方政策感到不满，很可能如其第一任期内所为，放任政府内一些人，如“国安强硬派”和“意识形态派”实施极端“挺台”政策。其次，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议题上的政策效果。如特朗普团队认为其在应对俄乌冲突上取得突破，如迫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割地”方案，俄乌冲突暂时结束，那“国安强硬派”与“现实主义派”将推动美战略重心东移，在西太平洋地区投入更多军事力量，以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第三，特朗普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可能发展。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受到其对俄乌冲突政策效果的直接影响。如其“成功”结束俄乌冲突，则美朝关系可能出现一定缓和。朝半岛“俄朝同盟”“美日韩准同盟”的南北对立将一定程度上出现缓和，特朗普政府内“国安强硬派”和“意识形态派”的影响会受到一定的遏制。第四，台湾当局的对美政策和对陆政策。台湾当局与特朗普政府的互动存在几种可能：当特朗普政府内“意识形态派”和“国安强硬派”占上风时，对台湾当局的压力——如不得出现“台独”挑衅言论和行动——将减小；当特朗普政府内“现实主义派”占上风时，对台湾当局的压力将上升；如特朗普本人对中方经贸政策满意时，对台湾当局压力将加大；当特朗普本人对中方经贸政策不满时，对台湾当局压力将减小。如台湾当局领导人出于巩固执政和连任需要，频繁出现“台独”挑衅言论和行动的话，特朗普政府内“疑赖论”将上升，特朗普政府可能对台湾当局施加更强大压力。
特朗普2.0时期台海政策的另一个不确定是，在不断强化对华军事威慑（deterrence）能力的同时，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在对华再保证（reassurance）上再往前走一步，以避免强化军事威慑导致中美陷入安全困境，最终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战略学术界对于美国政府台海政策在“威慑”和“再保证”上的严重失衡已有认识，并提出了政策建议。⑦由于特朗普本人、其政府内的“让美国更强大派”和“现实主义派”都不愿在台海与中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战略上同时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明显不利，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再保证上再往前走一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再往前走一步”到底是什么？是在美中战略竞争的“终局”上给出“和平共存”的回答，还是在“不支持台独”上给出更清晰的定义？目前都还难以预判。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两个“不确定”间关系密切，互相影响。因此，下一步需要密切关注的是，特朗普2.0国安、外交团队的完整人员构成，以及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三个月与中方的互动。
总而言之，特朗普2.0时期的台海政策既有确定部分，也有不确定部分。与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受到中美关系中的其他议题（如经贸，或其他突发事件）的高度影响；因特朗普本人的不确定性强，且容易受到身边亲近人士的影响，政策极易发生变化；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理论上可能导致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更“亲台”；而特朗普强调收“保护费”，也使得美国历来的战略模糊政策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