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台湾认识变迁与“日台关系”建构
刘建平表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内战分裂被东亚冷战政治固定于台湾海峡，处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为了恢复主权首先按照美国的东亚战略和意识形态规范与偏安于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签订战后处理意义的“日华和约”。当时的日本吉田茂政府采取了“首先与“中华民国”政权建立条约关系”而将来“最终于一个整体的中国达成条约”的象征性“一个中国”政策。
当时的新中国外交追求绝对承认，刘建平说，所以吉田政府的形式主义“一个中国”在大陆看来是政治侮辱，中日关系遭遇“台湾问题”之巨大门槛。但日本的工商业界并不愿放弃中国市场，并且还有战犯、战俘、侨民滞留于大陆等急迫的战后处理问题存在，所以日本的亲华在野党、友好团体、自民党亲华政治家和专业民间组织就尝试与中国大陆重建贸易往来、交涉日本人归国问题。
刘建平认为，新中国政府对此作“以民促官”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离间日美关系、制造日蒋对立的可能性理解，因此迎合日本的要求而发展贸易、协助日侨回国、释放日本战犯、缔结渔业协定，从而形成了日本在正式、非正式的两条外交路线上与“两个中国”建构战后中日关系的格局。
刘建平提到，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日华断交”貌似造成了大陆与台湾的地位翻转，却也意味着日本外交的“中国问题”消失与中国外交的“台湾问题”生成，问题的焦点就是如何把由“日华关系”变异的“日台关系”限定在非正式外交范畴。对此，中国政府采取原则性外交抗议的正面冲突战略，在80年代大致起到了遏制“日台关系”政治化、正式化的效果。
然而，刘建平说，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处于被西方主流国家政治制裁的弱势地位，日本政府就不顾中国的反覆抗议，准许在任台湾政要和卸任领导人到日本访问；近年来则更进一步，日本官房长官在首相官邸会见台湾驻日代表机构负责人甚至得到当事人确认，安倍首相密会李登辉、蔡英文的报道也见诸主流媒体。这意味着，虽然“两岸关系”努力确认“维持现状”，但“日台关系”却一直在改变现状，其政治化已经到了正式化质变的临界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