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外交的文化理解与“一个中国”的文化战略
刘建平说，在中国的外交舆论和国际政治学术话语中，“弱国无外交”所暗示的“强权外交论”、“相互依存”所暗示的“经济利益决定论”居于主流。这反映着概念先行而缺乏外交史实证研究的知识贫困或把外交空洞化地理解为要么军事恫吓、要么经济笼络的文化虚无主义。
从中国外交受困于台湾、南海、东海、人权、民族等一系列的问题史来看，刘建平认为，军事恫吓、经济笼络并不能解决问题和赢得尊重。
而蒋经国的“学术外交”理念具有启发性，刘建平认为，因为民间交流形式的共同知识生产和舆论扩大再生产既构筑了外交的民意支持基础，又锻炼了外交所必需智慧能力，在通过知识对话、价值论证而达成战略共识、国际政治认同的意义上是为本体论外交关系生产的起点。
刘建平表示，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确立的“战争违法化”规则以及联合国或大国警察联盟制止武力改变现状、干涉人道主义危机的事实来看，外交作为强权战争威胁面孔的旧时代早已终结，以知识生产为前提、以普遍价值为目标而由知识对话达成价值共识、建构实现共同利益的国际政治机制是为战后的外交新概念，即文化意义的国际传播。
刘建平表示，日本的对华外交延续着拒绝战争责任、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精神，但其拒绝和回避并非以对中国施加强权威胁或利益笼络来实现，而是通过顽强的国际法形式主义交涉争取的；这种争取间或采取欺骗的手段，但往往是利用了中国代表较少外交史知识和国际法意识的学术素质缺陷。而80年代以来又增加了知识分子舆论和国民感情的因素，由于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的舆论主导了日本公共论坛从而带动大众民意的负面化，日本政府就越来越敢于对中国采取拒绝侵略战争责任、挑战“两岸关系”叙事的强硬外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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