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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社会福利存在不少“搭便车”行为，导致公帑白白浪费。\AI制图 |
中评社香港1月9日电／以往香港特区政府秉承“小政府”理念，以市场化方式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但鉴于全球化退潮、老龄化加剧等因素，政府管治愈发强调积极有为，以社福为代表的公共支出也逐年水涨船高，在财赤高企的今天尤为引人瞩目。
大公报报导，在全民社保缺位的背景下，香港于2000年底引入强积金制度，就是以私营机构作为主体，取得不俗成果。近年来特区政府加大公共开支力度，但在制定政策时容易忽视“选择性激励”原则，造成政府、企业、居民三方的行动目标不一致，无法达成集体利益最大化效用。
乘车优惠沦为公地悲剧
事实上，社会福利作为公共用品，衍生出的“搭便车”行为在香港十分普遍。以当下广泛讨论的“60岁以上老人两蚊乘车优惠”为例，由于香港没有严格的退休年龄标准，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仍然在职，如60至64岁人士的劳动参与率高达49.2%，这些打工长者凭借乘车优惠为自身工作提供便利，显然与政策初衷相违背。而很多公交线路都实行分段收费，巴士公司放任60岁以上老人“长车短搭”——乘坐短途旅程、支付长途费用，变相套现更多财政补贴，更是白白浪费公帑。
打工长者乘搭政府财政的“顺风车”，巴士公司又搭打工长者的“顺风车”，当财政支出无以为继，只能大幅缩减甚至裁撤福利，最终落得“三个和尚没水喝”的下场。
如何将非市场化的福利措施，置于价格机制的约束之下，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课题，但成绩优异者寥寥。社会保障体系本应作为“安全网”，兜底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但往往被做成“弹簧床”，诱惑普罗大众主动躺平。
公共政策若出现“父爱泛滥”倾向，必然导致两大危害：首先是奖惩机制失效。少数人钻政策漏洞可以坐享其成，额外费用却由所有纳税人共同承担，社福系统不能对“犯规者”予以即时惩戒。其次是分配机制失衡，大学毕业生为申请公屋寻求低薪职位，人生境遇可能反而好过奋力打拼的同学，“愈努力、愈绝望”，劳动力市场出现逆向淘汰。
不可否认，香港特区政府也一直打击“搭便车”行为，但要知道社福政策从来都是“落地容易、收回难”，若不能在构思之初就设计好激励相容性，事后修正往往会惹得民怨四起。当前欧洲经济的举步维艰，盖因福利民粹主义经已做大，封锁了政府改革的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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