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利益分歧与政策协调：G7成员国在‘涉台议题’中的博弈合作” 作者：张婷婷（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关照宇（北京），通讯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摘要】在美国的推动下，2021年开始，七国集团（G7）将“涉台议题”纳入峰会宣言。基于各国的现实利益分歧，G7成员国存在认知差异，博弈呈“雁阵”梯队模式，美日作为“狂热派”发挥“领头”作用，英加作为“追随派”充当“两翼”，法德意作为“摇摆派”扮演“雁尾”角色。本文通过梳理2021-2024年G7峰会宣言和外长声明发现，经过2021年的“试探合作可能”、2022年的“寻找合作契机”、2023年的“弥合合作分歧”和2024年的“强化合作共识”，G7成员国逐步达成利益妥协，实现了政策协调。G7炒作“涉台议题”，不仅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还危及地区和平与发展。聚焦议题设置，本文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澄清基本事实、强化共同利益和深化对台控制力进行破局和重塑。
2022年8月10日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指出：“外部势力干涉是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突出障碍。”①台海局势的外生性变数和突发性危机与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有着密切联系。②两岸在国际上的“不对等共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部分。③美西方正是利用这种“不对称”的力量格局，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塑造“大陆以大欺小”的假象，争取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同情。赖清德上台后，对内通过“洗涤人心”强化舆论认知欺骗，对外利用中美战略博弈缝隙，为美西方干涉“台湾问题”提供契机。④
美国对台干涉已从“美日双边”走向“G7多边”，“议题设置”是其实施舆论攻击的重要手段，根据传播学的相关原理进行全方位布局，试图通过在G7等多边舞台设置“涉台议题”，拉拢盟友共同干涉台湾问题，以“集体霸权”形式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混淆国际视听抹黑中国，阻挠中国收复台湾。议题设置属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范畴，通过情景构建、利益动员、身份塑造和行动规划完成话语逻辑构建。⑤从2021年英国康沃尔峰会开始，美国和日本不顾中国反对，联合游说G7其他成员国，强行将“涉台议题”纳入“G7集团霸权”情境下，通过对成员国进行利益动员实现“行动捆绑”，塑造“我者”与“他者”的“敌对性”身份构建，游说其他国家在“涉台议题”上与其保持一致，最终以“峰会宣言”的形式形成行动规划，完成“涉台议题”设置。
美西方串通“台独”民族分裂势力，藉助“议题设置”炒作台湾问题，对中方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根据政治传播学的观点，议题设置可以影响和引导公众的价值判断和认知倾向，从而赢得舆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优势，使舆论按照既定方向发展。⑥通过设置“涉台议题”，一方面，美国试图“捆绑”G7其他成员国，实现对华“集体施压”，鼓励“台独”谋求事实上的独立；另一方面，美国与“台独”形成舆论互动，博取国际同情。对于G7的“涉台议题”，台当局多次发表感谢声明，希望以此为契机强化与G7成员国的互动。
一、利益分歧：G7对“涉台议题”的认知差异
认知差异是推动议题设置的动力之一，通过议题设置可以弥合差异，统一认知，达成政策协调，最终实现行动合力。G7在涉台议题上的认知差异，深刻地反映了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利益差异。回顾历史，不同成员国在不同时期的对台认知存在差异，但基本与其整体对华关系发展态势保持一致。近年来，美国不断在G7内部推动“涉台议题”，逐渐形成了“美日主导＋英加追随＋法德意摇摆”的“雁阵”博弈模式。
（一）美日的“雁头”式“认知主导”
第一，美国主导G7的“对台认知”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战略价值“骤升”，美国将其视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筹码，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自此产生。作为影响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策略，反而会根据中美关系的变化，灵活打出“台湾牌”。⑦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竞争，对台政策逐渐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整体对台认知趋向强硬化。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全政府”阶段，对台干涉持续加码，国会成为主力，不仅提高了涉台立法规模，高级国会议员还频繁访台，幷发表大量支持“台独”的言论。⑨拜登上台后，摒弃了特朗普的“乱拳打法”，精心策划“涉台议题”，采取“价值观”外交等多种手段，将其与国际秩序调整挂钩。⑩拜登政府以维护国际秩序为由，采取“以盟制台”策略，拉拢盟友共同干涉台湾问题，将涉台议题纳入G7峰会宣言。其中，美国最为倚重日本，制度上支持日本通过修改安保法提高对台干预力度，安全上协助日本强化军事能力，监视中国军队在周边海域的活动，外交上鼓励日本说服德法卷入“台湾问题”。⑪
第二，日本“捆绑”美国“对台认知”
长期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战略模糊”原则，展现出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声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又将美日单独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作为地区秩序的法理基础，幷据此回避正面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⑫其背后包含了复杂的内部政治原因，即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斗。此外，“台独”推行的“皇民化”改革，强化了日本介入台海局势的动机。⑬安倍执政后，为了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日本积极拉拢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极力鼓吹双方共享“民主价值观”的认同理念。⑭菅义伟执政后，继续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和战术“捆绑”，亲台派政治家和高官被委以重任，开始深入介入台海局势，向着公开化、制度化和安全化的方向发展。⑮具体而言，日本不仅协助美国在G7等多边场合炒作台湾问题，还在美国的支持下，将台湾问题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框架下，加快在台海周边部署军事力量。岸田文雄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前任”的对台政策，且更加注重“价值观”色彩，例如，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中的涉台内容较2021年增加了一倍。总之，日本在涉台议题上愈加强硬，是美国“以台制华”的得力干将。
（二）英加的“雁翼”式“认知追随”
第一，英国追随美国的“对台认知”
在台湾“问题化”的过程中，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英国则在美国的施压下逐渐向其靠拢。二战后，英国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张将“台湾归还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自身实力的衰落，为了适应国际体系的新变化，英国需要与亚洲新兴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主张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⑯在《对日和约》草拟过程中，英国坚持写入“台湾归属中国”，但是，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不得不做出妥协，最终接受美国主张的“只谈日本放弃台湾，不谈台湾归还中国”的内容。⑰约翰逊执政期间，受美国对华政策“外溢”、疫情期间中英高层交往中断、香港“修例风波”等多重影响，中英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英国开始追随美国炒作“台湾问题”。苏纳克执政期间，对华强硬派在英国内阁中占据统治地位，不断触碰“台湾问题”的政治红线。2023年8月，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发布的印太报告中，首次称“台湾是独立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
第二，加拿大“对台认知”与美国保持联动
长期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是加拿大外交政策关注的核心，与亚太国家的联系相对较少。1970年10月，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加拿大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⑱哈珀时期，加拿大意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提出了“亚太门户走廊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然而，其亚太政策的核心依旧是美国，幷不断强化与美国的政策协调。2018年“孟晚舟事件”后，中加关系跌入谷底，加拿大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打压。在对华强硬派的推动下，加拿大不断炒作台湾问题。2022年11月27日，首份《加拿大印太战略》7次提到台湾，幷指出：“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反对改变台湾海峡现状。”与此同时，美加两国国会也出现了联动，2023年3月，加众议院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发布的《台湾报告书》，甚至主张“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2023年4月，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凯率领跨党派10人团访问台湾。
（三）德法意的“雁尾”式“认知摇摆”
第一，法国主张避免卷入台海冲突
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拒绝蒋介石政府派驻大使的恳求，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后戴高乐时代，中法关系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苏联解体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传递的价值观被西方政治精英广泛接受，在此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不顾外长迪马反对，效仿美国对台军售，遭中国强烈反对，法国甚至敦促G7峰会对中国进行制裁。⑲1995年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后，改变了“价值观外交”，将中国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法关系进入“蜜月期”。2007年萨科齐当选后，虽然奉行“人权价值观”，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摩擦，但坚决反对“台独”。马克龙执政后，将中国视为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工具，致力于塑造稳定的中法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呼吁欧洲保持距离，认为欧洲的风险是“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反映了法国与美国之间的旧有分歧，即法国更倾向于置身于世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甚至不愿像德国一样策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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