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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独”的语境里浸泡洗脑，产生的后果就是台湾社会快速绿化，这几年政治板块的蓝消绿长。 |
中评社╱题：“台独”话语霸权的建构及其对台湾社会的统摄与整肃 作者：安拴虎（漳州），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近二三十年来，台湾文化领域的“去中国化”是一个从未中断且不断强化的过程，在“中国”与“台湾”的政治拉扯中，国家认同变成“是一项要求、一种道德命令”，经过长期的洗脑、媒体的催眠，台湾意识已经内化、深植庶民百姓心中，上升为“社会共识”、“全民共识”，掳获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与之相应，“台独”话语强势崛起幷被赋予无限统摄力，尤其是在以年轻人为主场的社会运动中，台独话语霸权已经展现了其主宰一切、所向披靡的“道德”能量。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场台湾大选中，我们又见证了它的社会统摄力，不论候选人多么无能，多么没有政绩，只要高举“反中”旗帜，就是政治正确，就符合“台湾独立”的味蕾，就能顺利当选。与此同时，“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则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一切与“中国”形成连结的，举凡“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中国国民党、韩国瑜、泛蓝……都成为“暴民”泄愤、抛弃、疏离、嘲弄的对象，必欲切割而后快。如今“台独”话语已经成为一项“道德命令”、一种新的“威权”，挟着无可比拟的气势荡涤、整肃台湾社会，将台湾的整个政治话语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改变，在这个话语体系所制造的语境里，“台湾”与“中国”从概念上是互斥的，“台湾”与“中国”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共同体/社会/民族。在“台独”的语境里浸泡洗脑，产生的后果就是台湾社会快速绿化，这几年政治板块的蓝消绿长，其来有自。在这种语境里熏染的台湾囝仔，从出生便注定是“台独”的拥趸和死忠，对大陆充满了偏执和冷血，也自然而然地成长为“厌中”“仇中”“反中”的急先锋。
一、去中国化与“台独”话语强势崛起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话语”和“权力”两者的密切关系做了深刻揭示，提出了“话语权力”的概念。福柯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①，权力的行使不断创造知识，而“知识也带来了权力”②。实际上，“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幷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③，因此话语即权力，人们可以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
在台湾，我们看到，文化领域里的“去中国化”是一个从未中断且不断强化的过程。二三十年的“去中国化”已是恶果昭彰，在“中国”与“台湾”的政治拉扯中，国家认同“是一项要求、一种道德命令”④，经过长期的洗脑、媒体的催眠，台湾意识已经内化、深植庶民百姓心田，上升为“社会共识”、“全民共识”，掳获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正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A.Toffler）所说，“人群规模的大小本身就是一种讯息。这个讯息十分简单：‘你幷不孤独’（它也可能存在极大的破坏性）。因此，人群在历史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⑤“爱台湾”越来越大声，“爱中国”则逐渐失去声应气求的环境，这颇类似于“沉默的螺旋”⑥所揭示的事实。
与之相应，“台独”话语强势崛起幷被赋予无限统摄力，尤其是受“去中国化”教育成长起来的台湾囝仔，对台湾的认同已经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成分”，“天然独”源源不断地奔赴战场，反旺中、太阳花、反课纲微调，无役不予。这些以年轻人为主场的社会运动中，台独话语霸权已经展现了其主宰一切、所向披靡的“道德”能量；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场台湾大选中，我们又见证了它的帝王级的社会统摄力，不论候选人多么无能，多么没有政绩，只要高举“反中”旗帜，就是政治正确，就符合“台湾独立”的味蕾，就能顺利当选。与此同时，“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则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一切与“中国”形成连结的，什么“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中国国民党、韩国瑜、泛蓝……都成为“暴民”泄愤、抛弃、疏离、嘲弄的对象，必欲切割而后快。而拥有中国意识的知识精英和统派人士面对“台独”的偏执与猖狂，以及虚假的不健康的“台独”意识，已经越来越没有多余的精神气力与“台独”神话纠缠周旋。
如今“台独”话语已经成为一项“道德命令”、一种新的“威权”，挟着无可比拟的气势荡涤、整肃台湾社会，将台湾的整个语言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改变，在这个话语体系所制造的语境里，“台湾”与“中国”从概念上是互斥的，“台湾”与“中国”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共同体/社会/民族。⑦
二、“台独”话语体系的话术操作
那么，什么是“台独”话语体系呢？大陆学者韩冰有着深刻见解：
所谓“文化台独”的话语体系，是指“台独”分裂势力在台湾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主观建构的，以“台独”为价值取向，以“台湾主体意识”名义否认两岸文化同属中华文化的事实，以“台湾民族”的幌子极度拔高岛内同胞开发、建设台湾时形成幷累积的历史文化记忆，以“本土化”“多元化”的政策实践，消解中华文化整合台湾社会，且为之提供意义共契的基础性作用的思想与行为表征体系。“文化台独”话语体系主要由“台湾主体意识”“台湾本体文化”“台湾民族”等要素构成，本质上是“台独”势力异化台湾同胞因特定历史遭遇与社会环境形成的悲情心结、反抗精神与“出头天”意识，人为制造的政治工具。⑧
“台独”话语体系有一系列的“话术操作”：
其一是操作“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现阶段名称是‘中华民国’……”，“台湾独立国家的形成是台湾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事实”，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但“中华民国”可视为朝向完整的台湾民族国家过渡的中间型态，⑨以中华民国为过渡的幌子，推行其未来台独建国。因此，在现实中有人用心险恶地创造“中华民国台湾”这一特殊用语（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已经以“总统”身份使用这一称谓），其指向性不言自明。一旦时机成熟，未来将通过“修宪”“制宪”等方式，完成所谓“台湾共和国”的正名，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的蜕变。
其二，在历史层面操作“去中国化”和“柔性台独”。如前所述，“去中国化”操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转型，在“本土化”、“转型正义”⑩的幌子下，原本处于正统地位的中华史观，在民进党等“台独”政党及其“台独”学者的侵蚀和裹挟下不断被消解，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不断被弱化，尤其是在民进党两度取得执政权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地输出“台独”史观，大力切割与“中国”母体的历史连结，通过操作选择性失忆，强化“亚细亚孤儿”的“悲情”意识，建构所谓“独立”史观，将大陆跟台湾从历史上分开，进而在历史课纲、历史文化的教育和历史认知上灌输“台独”思想，例如将中国史放在东亚史内，培养一代又一代所谓“天然独”，其后果，就是在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里，对所谓两岸是“互不隶属”的政治定位深信不疑，从而形成根深蒂固、无法清除的观念，使得“历史台独”、“文化台独”成为两岸走向统一的最深层次的障碍，给往后的岛内治理埋下最艰困的隐患。
其三，操作“中国是敌国、中国人素质低”的群体认知，操作“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国族认同。把中国看作台湾一切不幸的渊薮，弃台，打压台湾，时刻不忘“幷吞”台湾……，认为“二二八”是中国人制造的，“中国人”素质差，中国民族与台湾民族是两个民族……，甚至简体字是“残体字”，中国的制度是专制极权……。认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台湾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自由与民主为核心价值、具有独特文化认同与生活方式的命运共同体，而台湾独立是维护台湾人文化认同与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
其四，操作两岸对抗以凝聚台湾人意识，制造“中国VS台湾”的二元对立思维，把“爱台湾”操作成统摄台湾人思想行为的最高道德，为了排除异己，切割异见，“倾中卖台”的大帽子随时乱扣，只要有人声称“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爱台湾也爱中国”，立刻遭到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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