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美国的机票和上网费用都比法国要低，而现在情况则正好相反。美国的物价相对变贵，托马斯·菲利蓬认为原因在于，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的大多数部门竞争都有所缓和，集中程度则在缓慢但稳定地上升。同时带来行业领跑公司地位日益稳固，股东获利和收益增加，投资减少，生产率增长则在下降。研究者发现在1982到2012年间，制造业、零售业、批发贸易、服务业、金融业、公用事业和运输业6个行业的集中度都明显提高，领先公司的利润率正在上升，相对优势变得更加持久。与20多年前相比，目前行业领袖面临挑战和被取代的可能性较小。
特朗普采取的贸易制裁也是美国经济实力下滑的结果。一方面，表明要让制造业回归，惠顾下层工人；另一方面，也是矛盾的，工资成本增加让回归美国成为画饼充饥。阻碍全球化和贸易自由更多是表明态度。拜登新政府或许会延续贸易对峙，但谈判余地会大些。自由主义经济面临国内的挑战，主要是由于垄断过度和全球化，造成产业集聚和跨国分工，直接损害了国内工人的利益。自由主义经济具有两面性。进口渗透率和外包增长代表了全球化，体现了自由主义。但它对国内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很大影响。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案例中，全球化的影响导致工资中位数从2003年的每小时18.35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15.83美元。经济研究显示，移民造成国内工人的工资小幅下降，但对缺乏高中教育的国内工人影响最大。自动化的稳步推进、机器替代人工，将促使底层90%群体的相对收入下降。薪水相对较高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已经被侵蚀，因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53年的30%降至目前的不到10%。自动化影响与“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叠加，致使软件驱动的计算机替代了日常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损失不只发生在制造工厂的装配线上，还发生在打字员、簿记员、文员、接待员等日常办公职业中。自动化幷没有造成悲观主义者曾经担心的大规模持久失业，在2007年底结束的经济周期扩张期，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也能控制在5%以内，幷且在2015年失业率再次下降至近5%。尽管就业岗位没有大规模消失，但就业构成发生了变化，在职业分布的顶层和底层创造出更多工作机会，中层则出现空心化。这种转变被称为“极化假说”，在最近几年已被劳动经济学家广泛证明。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已成为了新经济的核心。它从1978年的1.2万亿美元总产值，增长至2007年的11.8万亿美元，超过了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这一行业的利润同样飙升——从1980年占企业利润总额的18%，增长至2005年的46%。正如尼克松总统任下担任政治战略顾问的凯文-菲利普斯所言，华尔街为了谋取私利，“劫持”了美国经济，这也导致经济力量“如危机般过度集中”。③1998年对当时最大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救助，这个由天才级的“量子专家”们创立的基金实际执行的是非常简单的套利策略，但不得不依靠极高的杠杆借款，以至于在少数投资策略出现差错后，整个基金就破产了。当时沃伦·巴菲特表示愿意拯救该公司，但救助方案会让之前的所有者亏光全部投资。美联储没有选择任其自然的结果，而是干预进来组织救助工作。最终结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人和经理人来说要有利得多，而这群人中“恰好”有美联储的前任副主席大卫·马林斯先生。④正如那时的《金融时报》所言，这是一次美式裙带资本主义的典型案例。接下来，小布什上台后，共和党背离了罗纳德·里根所推崇的市场导向原则，越来越亲近于大企业，例如在2002年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来保护本国制造商，给某些企业特殊优待以恢复其利润水平。那时的民主党和大企业集团走得更近，他们发起“公私合作模式”，用服务公益作为藉口从政府手里大肆攫取资金。
发达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私人资本与政府相结合，政府保护私人资本；私人资本通过议会和政府培养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政治游说对政治家的决策施加巨大影响，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比如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庞大的房地产金融机构“两房”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爆炸。同一时期的美国安然公司，在政界遍撒金钱编织张庞大关系网，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许多代表商业和富人利益的组织异常强大，幷且因其拥有的各种资源而受到政治家的关注和青睐；而工会的持续性衰落，致使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那些组织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弱小。总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及其围绕政策安排和选举进行的斗争，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冲突，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及其联盟推行捍卫自身利益的新政策幷重塑市场。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美国逐渐从广泛的平民主义转向了狭隘的权贵阶层。规模庞大、民众集体参与的、高度透明公开的政治权力游戏被政治说客们所主导的、透明度低又暗箱操作的权力游戏取代，而这些政治说客，正是为美国的金融和政治精英们服务的。⑤
四、国富民穷
按照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不仅对扶贫毫无助益，反而加重了贫困。首先，按揭凯恩斯主义导致信贷民主化，但信贷民主化幷不能让贫穷者优先受益，而是让消费大户受益良多。其次，政府对抵押贷款的鼓励措施必定伴随着税收的减少，这样也就减少了政府财政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份额。再次，政府在金融领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放松规制措施，在弱福利国家中，往往会刺激消费信贷的膨胀，这对贫困家庭的脱贫幷没有帮助。简言之，与福利国家相比，消费国家的兴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对于降低经济不平等没有帮助。进而，不平等的扩大，又对经济增长造就了新的不利因素。实际上，福利国家在美国是有的，只不过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美国福利国家规模较小，因而显得相对孱弱一些。全民健保或全民医保直到今天都未在美国实现，这恰是美国福利国家孱弱的一种体现。更重要的不是福利国家的规模，而是福利国家的运作方式。美国福利国家常常以税收优惠的方式来实施，诸多社会福利项目幷非由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获得财务支撑，而是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激励民众参与。⑥在社会政策领域，这种福利国家被称为“隐形福利国家”，其独特筹资方式被称为“税务支出”，而一般的筹资方式则是财政支出。这种独特的福利国家运作方式导致了私人福利的兴起，即美国很多社会福利是通过民间机构（既包括非营利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来提供，而政府只是提供税收优惠而给予了适当的激励。这样的福利提供方式与所谓的“公益福利”有别，最大的特色在于不具有普惠性，也不具有公平性，使得穷人收益的比重相对较低。
涓滴效应又译作渗漏效应、滴漏效应、滴入论、垂滴说，也称作“涓滴理论”（又译作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幷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涓滴经济学，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称征税“可能妨碍生意的发展，降低人们投资某些产业的意欲，影响就业。当人们必须交税，其用作营运的资金会减少甚至用尽”。由此，里根时期的预算总监大卫·斯托克曼认为供应经济观点在经济学中由来已久，而维持自由放任将不但使市场中先富起来的人受惠，也最终使最贫困的一群受惠。由此产生的论点是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必然会惠及全体，包括贫苦大众。基于这种理论，美国国会不断降低富裕阶层的税收，而其他阶层的缴税情况则没有变化。但事实证明，这种误导性理论不仅没有使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反而影响了经济增长，最糟糕的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在对美国人价值观的评价中，劳伦斯·米切尔如此写到，“在构成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形象中。个人主义占据了让人骄傲的位置，它的力量淹没了我们关心他人的道德准则”。同样，个人主义与内在的角度看待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背道而驰。个人主义一直倾向于把很多社会问题都归结于个人，比如贫困。⑦
趋功逐利的思想无法为一个社会提供凝聚力。实际上，根据它推崇竞争的本性，它恰恰是一种反社会凝聚的力量。美国社会基于一种人人为己的观念之上，⑧人们向来狂热地追求金钱、地位和声名，而将诸如友谊、信赖、社区、工艺、富有意义的工作、家庭和精神生活之类的事物置于不顾，但这些事物才是有意义的生活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非主流传统向来宣扬的价值。⑨
综上所述，美国的软实力在快速消退中。这样的美国还有多大吸引力？
注释：
①[美]托马斯·斯坎伦：《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2019年6月，中信出版社。
②[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③[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④[美]路易吉·津加莱斯：《繁荣的真谛》，2015年7月，中信出版社。
⑤[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⑥[美]莫妮卡·普拉萨德：《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2018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⑦[美]马克·罗伯特·兰克：《国富民穷：美国贫困何以影响我们每个人》，2014年6月，重庆大学出版社。
⑧[美]乔治·帕克：《下沉年代》，2021年1月，文汇出版社。
⑨[美]莫里斯·伯曼：《美国为什么完蛋了？》，2014年1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4月号，总第28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