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领域，美俄深陷“安全困境”。虽然俄罗斯无力且无意与美国展开全球性全领域对抗，但它有实力有意志在其周边地区和在核战略领域抗衡美国。依据地缘政治理论，外高加索、东欧、中东、中亚等俄罗斯周边地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极其重要，因此是它与美国进行地缘政治争夺的主要地区。主要因美俄在这些地区的地缘战略较量导致的俄格战争、俄乌冲突、叙利亚战争都对美俄关系伤害很大，乌克兰和叙利亚将长期成为美俄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之地。同时，在美俄核战略博弈中，俄罗斯丝毫不退缩。俄罗斯不仅保有仍令西方胆寒的庞大核武库，是唯一有能力多次毁灭美国的国家，而且利用本世纪初地缘政治经济矛盾激化与世界安全形势恶化，大量出口高价油气和武器装备，推动经济增长，全面更新武器系统，夯实了对抗美国的硬力量基础。2018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选举前夕，普京罕见地高调展示俄罗斯的“萨尔马特”、“匕首”“先锋”“波塞冻”等各种高新尖武器，幷猛烈抨击美国霸权主义。
（二）美俄“新冷战”的现实根源
“九一一”后，虽然美国口头上反复说美俄是重要合作伙伴，但它实际上趁机继续蚕食、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美国藉全球反恐反扩散推行的“新帝国”战略仍包含在中东等多个地区遏制俄罗斯崛起的成分，因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美俄关系恶化。当时美国凭藉顶级大国的实力，罔顾国际舆论，违背国际法，以“预防性战争”推翻敌国政权，防范新的世界大国崛起，强行塑造“美利坚新帝国秩序”。〔18〕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大幅调整其全球战略，收缩反恐战线，重点转向遏制中国快速崛起，但没有真正放弃“遏俄弱俄”战略，以致2009年美俄关系“重启”昙花一现。
为了维护和扩展霸权，作为当代唯一霸权国的美国，除了通过操控其主导的国际制度规范外，往往通过三种途径。一是在战略安全领域追求自身及盟友的绝对安全，导致战略对手和敌国绝对不安全。二是不断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挤压战略对手或潜在战略对手的地缘政治空间。三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扩张，威胁战略对手和敌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权生存。事实上，冷战后美国霸权扩张与护持战略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
第一，为了追求自身及盟友的绝对安全，美国通过研发、部署先进反导系统抵消俄罗斯的核反击力量，试图以美国核战略优势取代美俄核战略平衡，以致威胁俄罗斯安全乃至生存。苏联解体后，除了核战略平衡外，美国对俄罗斯具有压倒性常规力量优势，但它仍追求对俄的核优势，即通过导弹防御系统使俄罗斯的核威慑归零，从而同时突出自己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优势，试图在紧要关头降低美俄战争门槛幷对俄战而胜之。因此，美国除了以防范朝鲜导弹袭击为由在其西海岸和东亚部署主要针对中俄的强大导弹防御系统外，还以防范伊朗导弹袭击为由在东欧部署实际上针对俄罗斯的先进导弹防御系统。这对俄罗斯的核威慑战略和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制。近年来，俄罗斯大力研发能够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超高音速武器，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第二，美国把北约扩展到俄罗斯周边地区甚至到前苏联版图内，使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和它与北约间的安全缓冲地带荡然无存。北约在科索沃战争时接纳波、匈、捷三国后，又在伊拉克战争后吸收了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七个东欧国家。美国在推动北约东扩过程中还违背了不在加入北约的国家建设军事基地、部署军队和核武器的承诺。北约还把触角伸到阿富汗和叙利亚等俄罗斯的邻近国家。尤其是，美国力图使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在北约把战略前沿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的形势下，俄罗斯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和战略压力。美国不断蚕食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霸权行为，自然使具有强烈帝国意识和民族扩张主义传统的俄罗斯非常反感，以致奋起反击，于是就有俄格战争、俄对克里米亚的“吞幷”、俄对叙利亚战争的武力介入。就乌克兰危机而言，美俄地缘战略矛盾及北约东扩是其根本原因。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米尔斯海默也承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taproot）在于北约东扩。〔19〕
第三，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煽动的“颜色革命”严重威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试图通过一切手段在国外推进民主化，从根本上消除暴政、恐怖主义等邪恶势力，从而扩展它领导的自由世界。美国在伊拉克初步得手后，就在一些独联体国家策划、煽动“颜色革命”，导致格鲁吉亚、乌克兰先后于2003年底、2004年底发生“颜色革命”后倒向西方。美国不仅旨在拆散独联体，而且企图使俄罗斯也发生“颜色革命”。当普京加强国内控制以防范“颜色革命”时，美国副总统切尼在2006年5月访问立陶宛时严厉指责俄罗斯“开民主倒车”，这被俄媒称为第二次“冷战”宣言书，与“铁幕演说”相提幷论。〔20〕当时美国著名俄国问题专家科恩甚至认为美俄开始了“新冷战”。〔21〕
第四，美国藉反恐之机把触角伸到中亚——里海地区，威胁俄罗斯的“后院”。中亚——里海地区不仅是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油库，而且位于中东、俄罗斯、中国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地位。该地区在“九一一”前被俄罗斯视为“禁脔”。“九一一”后，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一度与美国有了共同利益。在美国做出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立即从中亚撤军的承诺后，俄罗斯同意暂时打开自己的“后院”迎接美国这个反恐新朋友，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和软化北约东扩的强硬立场。然而，令俄罗斯强烈不满的是，不仅北约继续东扩，而且美国在中亚反恐的真正目的是乘机控制该地区。美国若控制了中亚，既可控制大量油气资源，又可威胁俄罗斯幷妨碍中、俄、伊（朗）形成抗美联盟。
由于美国霸权扩张导致21世纪初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东亚、中东等地区军备竞赛再起，俄罗斯通过出口大量武器装备和高价油气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和国家崛起，这恰好与伊拉克战争后美俄关系逐渐恶化同步。到2012年普京第三次就任俄总统时，俄罗斯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国家凝聚力增强，国际影响上升。作为多极化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俄罗斯强烈反对世界单极化和美国霸权，极力推动世界多极化。作为一个有长期扩张历史、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大国和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绝不会对美国俯首贴耳。一个既有“辉煌”过去又有多次惨痛安全教训且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在规划其国家大战略时特别重视其所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地区。确保周边稳定，尤其是在原苏联版图内确立地缘战略优势和构筑其国家安全缓冲地带，是21世纪初俄罗斯的基本战略目标。当俄罗斯国力衰弱时，它无力强力反制美国及其北约。而当俄罗斯开始崛起时，它自然无法继续容忍美国蚕食其势力范围和企图打破美俄核战略平衡的努力，必然强力反击。
三、余论
美俄“新冷战”和美苏“冷战”都是非直接战争下的大国权力恶性竞争，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由于力量对比和时代背景皆不同于冷战时期，美俄“新冷战”不是美苏“冷战”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一系列新特点。
首先是力量和博弈的非对称性，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一些特点。美苏“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是力量大体均衡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和对称性博弈。由于美俄的综合国力对比严重失衡，美俄“新冷战”则是非对称性博弈。虽然俄罗斯在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方面对美具有优势和在进攻性核力量上与美旗鼓相当外，但是美国在其他所有领域都具有绝对优势。就经济总量和军费开支两大国力硬指标而言，俄罗斯都不到美国的10%。而且，俄罗斯几乎单枪匹马地与美国的全球性霸权联盟较量。美俄“新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大国非对称性对抗。
其次是对时代主题和国际体系的非决定性影响。美苏“冷战”发生在二战后的两极体系中和东西方全面隔绝、对抗的全球性敌对时期，它决定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性质、整体态势和时代基本特征，当时世界政治、军事、经济被分割为两大阵营、两大集团、两大市场，双方都致力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抗、军备竞赛及军事对峙、全面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美苏“冷战”进程与世界政治的“冷战”时期同一，本质上是一回事。换言之，美苏“冷战”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质和世界的整体面貌。而美俄“新冷战”发生在本世纪初以来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加速转型和经济相互依赖加深但反全球化逆流甚嚣尘上的世界剧变时期，它是国际体系加速转型期错综复杂的大国战略矛盾尖锐化的一种反映，而非世界整体局势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由于俄罗斯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美俄“新冷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小，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时代性质，只能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大国战略稳定和时代主题造成一定冲击。
第三是范围的非全球性和领域的非全面性。美苏“冷战”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与苏联领导的东方世界之间的全球性“冷战”，是人类进入核时代后的一场世界霸权争夺战，双方多次濒临全面战争甚至核大战。而美俄“新冷战”主要是无力且无意称霸世界的俄罗斯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抗衡，“主战场”在东欧这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不具全球性，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较低。美俄在叙利亚的较量虽然激烈，但只是美俄“新冷战”的侧翼。俄罗斯利用委内瑞拉和古巴在美国“后院”试探性放火，对美俄“新冷战”只有象征意义。同时，美苏“冷战”是双方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对抗。而美俄“新冷战”虽波及经贸等其他领域，但集中在以核军备竞赛为代表的战略安全领域与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领域。
第四是意识形态色彩较淡。意识形态敌对与意识形态输出不仅是美苏“冷战”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之一，而且是其重要思想根源和动力。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美苏竞相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拼命抵御对方的意识形态扩张，因此双方都奉行干涉别国内政（指导思想、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自不待言。苏联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表现为盛行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外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维护和输出这个模式的“勃列尔涅夫主义”以及“世界革命论”。因此，美苏“冷战”是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性殊死较量。而俄罗斯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力也无意输出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是强烈反对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强烈抨击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因此，尽管美俄“新冷战”不无意识形态色彩，如包含美国“自由民主”与俄罗斯“主权民主”的对抗，但它不是“社”与“资”的生死较量，也不是集权主义的苏式民主与唯我独尊的美式自由民主的全球性博弈。
第五是主动权基本在美国手中。在美苏“冷战”中，虽然美国更主动或者说先主动挑起对抗，但苏联也不被动，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战泥淖时苏联表现得更主动，总体上双方互有攻守。这是由美苏力量对比的大体均衡和80年代中期以前苏式社会主义总体处于上升期决定的。而在美俄“新冷战”中，正是由于美俄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美国一直处于攻势，而俄罗斯基本上是反击，无论在政治外交领域，还是军事安全领域和经贸领域，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叙利亚。尽管俄罗斯有时的反击很有力度、章法和成效，甚至有时看起来是主动出击，如在叙利亚战争中。
注释：
〔1〕环球网，2021年3月14日。
〔2〕冯玉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49~52页。
〔3〕[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1月第1版，第38页。
〔4〕 [美]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25页。
〔5〕《普京再造独联体》，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月9日，http://newsweek.inewsweek.cn/magazine.php?id=6284&page=2,上网时间：2013年4月15日。
〔6〕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Washington Post, March 6, 2014.
〔7〕《环球网军事报道》，2021年2月8日。
〔8〕俄罗斯《生意人报》，2014年5月15日。
〔9〕海南日报，2014年7月4日。
〔10〕[美]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31页。
〔11〕京华时报，2014年8月31日。
〔12〕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导言》第1页。
〔13〕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290~291页。
〔14〕[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8月版，第166~167页。
〔15〕[美]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74页。
〔16〕[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翟涛、张静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2月版，引言，第1页。
〔17〕Vladimir Putin, "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Sept.11,2013.
〔18〕参见郑保国：《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
〔19〕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Septermbei/October, 2014.
〔20〕中国网，2006年5月7日。
〔21〕Stephen F. Cohen, "The New Cold War and US-Russian Relations", Japan Focus on December 2, 2006. http://www.japanfocus.org/products/details/2283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5月号，总第2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