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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意象三角”模式下的两岸关系走势分析〔26〕 |
（三）决策者性格和认知偏好影响两岸关系变化发展
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对环境的敏感性将对国家的战略意图和国家外交风格产生极大影响。〔21〕由于美国领导人自身不同的经历以及不同的认知偏好，加之对环境因素的反应差异，导致了中美关系跌宕起伏，而中美关系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发展走向和严缓程度。从个人风格偏好视角来看，几任美国领导人都有着不同的决策风格和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偏好。小布什作为新世纪以来的美国第一任领导人，正经历冷战结束，国际政治出现权力真空，美国在国际上“一枝独秀”的巅峰时期，其个人风格也显得较为孤傲和对国际社会的藐视，“作为一个行动主义者，他认为采取主动的行动可以最好地消除不确定性。”〔22〕在台湾问题上，小布什的决策对中国大陆构成极大的安全挑战，他本人也被认为是“台湾在白宫的最有力支持者”，甚至公开宣称“美国将竭尽全力帮助台湾保卫其安全”。这种无所畏惧的决策风格导致了因中美关系紧张而变得更加对立的两岸关系。奥巴马由于其丰富的个人经历，对中国的发展更能够持一种包容和乐观的态度。〔23〕与前任政府相比，奥巴马对中国的崛起持开放态度，欢迎中国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幷将中国视为“全球性战略伙伴”，因此在两岸关系中没有肆意的“从中作梗”。此外，奥巴马善用规则和体系来与中国进行互动，更多的是将台湾问题纳入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来，而非刻意挑起台海争端。特朗普则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领导人，经常以自己的臆断作为决策结果，国家决策经常呈现出一种无规律可循的情况，而这种“以个性化决策为特征的决策方式通常会提出激进的外交政策”〔24〕，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个性化决断造成两岸和中美之间紧张的氛围。特朗普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交易总统”，他主张贸易和对等关系，为了商业利益可以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人逻辑。他的这种商人逻辑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形成了极大战略压力，对处理两岸关系的传统互动模式造成了困扰。这种“原则理性”而“手段非理性”的决策方式极大地增加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使得两岸关系更加的不可预测和复杂化。拜登则是美国建制派的代表，他个人更善于利用规则和体系来与中国大陆展开对话，在台湾问题上倾向于改变既有互动模式，通过充当两岸关系发展的“中间人”〔25〕和“协调者”，试图在保持两岸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有限性介入”，“修正”两岸之间的“不对等”态势。
从美国领导人对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认知来看，四任美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都因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而调整其对台战略，重新认知两岸关系。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发展势头正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金字塔顶端，为小布什在对外决策上的专断独行提供了绝佳的外部坏境，其对外决策和行为几乎不受到任何限制。从2001年开始，小布什政府就多次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幷保持与台湾密切地军事交流，强化对台军售，通过强化台湾“防御能力”对中国大陆施压。而“9.11”事件以后，由于美国所面临的全球安全形势的变化，国内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压倒性的一致态度，使得小布什不得不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也开始逐渐软化。奥巴马执政时期，出于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巨大打击和中国实力迅猛增长引致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认知和考量，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走的是一条谨慎且较为保守的外交路线。他利用“战略东移”的契机，将台湾纳入其亚太战略的考量，充分利用台湾这枚“棋子”来制衡中国大陆，而不是直接与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相较于前两任美国领导人，特朗普执政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较为不利。在国际上，美国发展势头日渐衰弱，全球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加之特朗普行事风格“一反常态”，不断“退群”，几乎全部抛弃了前任奥巴马的“全球承诺”，造成国际秩序一定程度上的失序和国际体系的结构弱化。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试图在目前中美激烈的战略竞争中扳回一局，给两岸关系徒增变数。新任拜登政府则面临着疫情后的中美关系再定位的问题。由于前任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不重视，导致美国感染人数急剧增加，美国国内经济遭致全面衰退，国内种族矛盾也不断激化。而在全球层面，由于前任政府扔下的“烂摊子”，导致美国的国际信誉严重受损，同盟体系日益松散，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拜登的对台政策产生了影响。未来拜登政府将“重整旗鼓”，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通过盟友或多边机制而不是美国单独行动来“介入”台湾问题，幷将台湾作为“棋子”，以换取中国大陆在全球气候、海上安全、人权等领域的合作与让步。
三、“意象三角”模式下两岸关系走势分析
为了更好的理解国际体系、国家与个体三类意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三者共同作用于台湾问题这一过程，本文采用“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来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多维度的立体解析。前提是假定国际体系处于有序发展的状态，且体系中单元结构稳定。将国际体系与决策者认知这一对关系作为自变量，将国际体系与国家间互动、决策者认知与国家间互动这两对关系作为因变量，通过对国际体系与决策者认知这一对变量的控制，使另外两对因变量根据自变量来确定其不同的状态，幷生成多对不同情况的变量关系，进而推导出两岸关系的几种发展趋势。为了理解上的便利，我们将变量互动与作用于两岸关系的分析模式进行了简化处理，幷呈现出以下4种趋势（8种情况）：
（图2：“意象三角”模式下的两岸关系走势分析〔26〕）
由图示分析可知，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在“意象三角”模型下将呈现“前景最优”、“前景次优”、“前景堪忧”和“急剧恶化”四种发展态势。第一，当国际体系与决策者动机和中美互动三种外部意象在两岸关系上呈现“正向一致”倾向时（图2-1示），两岸关系“前景最优”，总体局势会偏向和平发展的趋势。第二，两岸关系发展态势表现为“前景次优”又分为三种情况。当国际体系与决策者动机、中美互动保持“正向一致”，而决策者动机与中美互动为“负向一致”（图2-2示）；当决策者动机与国际体系、中美互动保持“正向一致”，而中美互动与国际体系为“负向一致”（图2-3示）；当中美互动与决策者动机、国际体系保持“正向一致”，而决策者动机与国际体系为“负向一致”（图2-5示）。以上三种情况出现时，两岸关系“前景次优”。第三，两岸关系发展态势表现为“前景堪忧”也分为三种情况。当中美互动与国际体系、决策者动机均为“负向一致”，而决策者动机与国际体系为“正向一致”（图2-4示）；当国际体系与中美互动、决策者动机均为“负向一致”，而中美互动与决策者动机为“正向一致”（图2-6示）；当决策者动机与中美互动、国际体系均为“负向一致”，而中美互动与国际体系为“正向一致”（图2-7示）。以上三种情况出现时，两岸关系“前景堪忧”，整个国际大环境没有给两岸创造和平稳定的发展机遇，两岸关系未来走势幷不明朗，发展形势不乐观。第四，当国际体系与中美互动、决策者动机均为“负向一致”时（图2-8示），两岸关系面临着最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其前景将“急剧恶化”。
总体来看，祇有当国际体系、决策者动机与中美互动三类意象中至少两者或以上保持“正向一致”时，两岸关系才会走向和平发展的趋势。而当以上三类意象中祇有一对互动关系为“正向一致”或相互间均为“负向一致”时，两岸关系将出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理解三类意象所形成的多对互动关系是分析两岸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
四、结语
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多种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各种意象不断互动所形成的局面。通过对三类意象分别作用于两岸关系的过程分析，有助于厘清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各种外部挑战。通过将“意象三角”分析模式运用于分析两岸关系的发展，则有助于从多维视角研判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下的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三类意象所形成的多对互动关系的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6JJDGAT003)
注释：
〔1〕“意象”即“层次”，后来的学者多将华尔兹的意象分析方法总结为层次分析法，本文使用了原作者的原意。参见：Waltz, Kenneth Neal,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美] 肯尼斯·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2〕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9-10页。
〔3〕Singer, J. David,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A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91.
〔4〕[加拿大] 诺林·利普斯曼、[美] 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Ⅱ页。
〔5〕Hussain, Nazir, and Fatima Shakoor,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Foreign Policy: A Case Study of Russia under Vladimir Putin," IPRI Journal, Vol. 17, No. 1, 2017, p.6.
〔6〕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7〕迪特默教授在描述“三角共处”这一形态时使用的是法语ménage à trois，此处中文意思引自：王晓虎、耿署：《试论美国为何不会协防台湾：权力枢纽与非对称战略三角视角》，《台海研究》，2017年第1期，第63页。
〔8〕Dittmer, Lowell,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1981, p. 489.
〔9〕此处“紧张三角”（Tension Triangle）表述是本文作者根据已有研究总结而来，但对“紧张三角”关系的相关论述早已有之，参见：夏立平：《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超越均势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18页。
〔10〕对于将“战略三角”模型适用于台湾问题的讨论时，国（境）外学者多是直接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看作三角，幷通过三角互动来分析台湾问题的发展走势，参见：Cabestan, Jean-Pierre, "The strategic triangle between Taiwan, China and the USA: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aiwa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2, pp. 125-143; Wang, Vincent Wei-cheng, “Prospects for US-Taiwan relations," Orbis, Vol. 60. No. 4, 2016, pp. 575-591. 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变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台海两岸三角互动为例》，《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包宗和, 吴玉山主编），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张昌吉、初国华：《战略三角理论与台湾的三角政治》，《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1期；陈翰民：《台湾、中国大陆与中美洲国家三边关系之分析(2000-2008)》，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学位论文，2011年。
〔11〕周文星、林冈：《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台、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第27-28页。
〔12〕Holland, Emily. Perspectives on Taiwan: Insights from the 2017 Taiwan-U.S. Policy Program. Repor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p. 4.
〔13〕[美]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4页。
〔14〕左希迎：《层次分析的反思与研究领域的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66页。
〔15〕台湾地区行政部门网站，“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就职演说”，2020-05-20，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319，访问时间：2020-07-12。
〔16〕Garrett, Banning, et al. Taiwan In Search of a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2006, pp. 17-18.
〔17〕"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 17,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us-china-joint-statement，访问时间：2021-03-22.
〔18〕Garrett, Banning, et al. Taiwan In Search of a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2006, p. 6.
〔19〕中评网：拜登上台后美国务院对台湾问题首发声明，2021年1月24日，http://www.crntt.com/doc/254_14730_105992715_1_0124112253.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4日。
〔20〕"Reality check for DPP: U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Global Times editorial," Global Times, July 7, 2021,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7/1228113.shtml, 访问时间：2021-07-24.
〔21〕Ariel Ilan Roth,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42.
〔22〕ervis, Robert. "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 118, No. 3, 2003, p. 373.
〔23〕 陈宗权：《第一任期奥巴马政府眼中的中国形象——兼与小布什政府对华形象认知的比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第97页。
〔24〕Steven Lee Myers, 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15, p. 210.
〔25〕周忠菲：《拜登政府推行两岸关系政策的可能性及其对台湾的影响》，《统一论坛》，2021年第2期，第14页。
〔26〕图中“+”表示相邻两类意象之间为“正向一致”，即表示两岸关系处于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表示相邻两类意象之间为“负向一致”，即表示两岸关系处于不利的外部环境中。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