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绿色低碳合作或可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稳定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能源消费大国和碳排放大国，中美在能源和环境等问题上都面临着共同挑战。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目前中美两国每年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加起来占全球40%以上。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单位GDP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35年将占全球新增碳排放的58%。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燃料消耗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激增，对自身环境也带来一些问题。美国也存在同样问题，其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燃料消耗以数万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些使得中美双方都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目标。
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国际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一个中央权威对各成员和行为体进行有效管控。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为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使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国家利益目标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往往超出一国范围，一国往往无法完全通过自身行动得以实现，而各国的各行其是反倒容易形成“囚徒困境”。各国在某一领域虽有共同目标以促成合作，但该目标与其他利益之间的关联性也必须考虑。此时当国家发现通过与他国进行政策协调可避免冲突、增加收益时，会表现出合作愿望，形成合作第一步。而一旦合作意愿达成，国家间在后续行动中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也越高，这种合作的最佳状态是形成合作的集体身份。而“集体身份一旦形成，行为体就会把对方的得失视作自己的得失”。⑥
影响集体身份认同形成的主要变量有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相互依存度越高，形成集体身份的可能性也越大。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着重大的能源安全挑战，在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上都拥有较多的共同利益，这成为中美开展绿色低碳合作的基础和一致性目标，并形成某种意义上的“集体身份”。中美在《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绿色合作伙伴计划实施方案》、《中美关于能源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中美绿色合作伙伴四方协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等多个联合文件中都强调，中美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和责任，同时也面临着共同挑战。两国政府将继续在开展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稳定国际能源市场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发展中做出大国贡献。
根据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碳排放等导致的全球气温不断上升和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未来的五年将对人类能否控制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在集体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迫切感也日趋强烈。气候问题作为一个不分国界的全球性公共问题，在拜登时期或可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稳定器”和“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之间的绿色低碳合作具有长期的基础，从1979年建交后至今，中美共签订了几十个双边合作协定，确立了能源节约与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碳捕捉与储存、可持续运输（包括电动车辆）、智能电网、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等多个重点合作领域。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基本建立起政府、企业、官民一体、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的多层次多渠道沟通与合作，合作机制约束力从弱到强，对话涉及话题和范围由少到多，并逐渐深入。不过，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在中美关系不断出现冲突的大背景下，中美绿色低碳合作几近停摆，相关领域的合作进入低潮期。拜登政府上台后，将气候变化议题列为中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并派出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数次访华，与中国就气候变化合作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中美两国都希望通过在众多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工业和电力领域的脱碳政策、措施与技术，增加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节能建筑与绿色低碳交通等，共同推进巴黎气候协定的进一步实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