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保政策上，围绕拥有出于自卫而在对方领土内拦截飞弹的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岸田内阁谓之“反击能力”），政党态度各不相同。认为应该维持“非核三原则”的意见占多数。有关是否应该拥有“反击能力”，自民党大多表态“赞成”，执政联盟的公明党持“不好判断”者众，在野党方面，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NHK党高票表示“赞成”。立宪民主党、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大部分回答表示“反对”。可见在“反击能力”问题上，朝野泾渭分明。
岸田内阁将在年底前修订外交、安全保障政策长期规划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NSS），制定新一轮五年期《防卫计划大纲》（NDPG）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并可望在支持扩大解释“专守防卫”的国会席次优势下，导入自卫队“反击能力”的建立，但不致偏离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为中日关系投下负面变数。日本及各国对此讨论激烈，预测日本应当会采取较为稳健的办法。大陆应该更冷静地抽丝剥茧，面对中日关系里的新挑战。实际上，美国这一世界国际秩序的建构者，正勉力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推行国际政治理念。日本也能意识到，如果不靠自己，无法实现国家安全。美国要求日本出钱出力，为日本安全或美国鹰派建构秩序，并不意味日本会恢复所谓“军国主义”。在批评日本时，若用错语言，不仅会削弱批评力道，而且会激起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不必要误解。
尽管苏联解体后，仍为共产党当家的中国俨然是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加以应对的势力，但中国不是苏联，对苏联成功的“围堵”经验，难以复制到改革开放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代表的“交往”仍持续影响美国建制派主导的中国政策，直到“特朗普主义”席卷美国，“交往”不再是美、日及欧盟对中外交的主旋律。
美国政治经济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断言，2021年为“亚洲世纪”的开端，新冠疫情将加速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的转移，此不仅与中国有关，东亚国家皆相对有效应对这场大流行。西方的民主失灵问题在疫情中被凸显，福山据之修正“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推论，以“对认同／身份的需求”概念诠释当代对“自由秩序”的不满，从中解读“怨恨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扭曲西方代议民主的政治过程。美、日及欧盟将此归责于中国对“自由秩序”的挑战，并未对症下药，与中国对抗、交恶无助于解决日本的问题。
总的来说，中日建交50年，迈入“知天命”之年，不是参透谁主谁从，谁压倒谁的外交对决。两国虽存在分歧，但和平与合作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而中日关系改善除可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更可使日本在双方间起到沟通的作用，此为日本安全之所系。当前，中、日外交主事者须具宏观战略思维与历史纵深，回归邦交正常化初心，继承前人的外交智慧。
王键：谢谢何教授精彩发言，第一，何教授点到了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他分析得很准确。第二，他强调了宏池会的特殊存在和历史渊源，也提出了要参考借鉴古人，包括周恩来总理、高阪正尧他们当年的智慧对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们有请第四位，洪诗鸿教授，洪老师还是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研究台湾问题的著名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