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GDP总量按不变价人民币计算增长8.1%，按现价人民币计算增长12.8%，按现价美元计算则增长20%。如按现价美元计算，GDP总量在2020年为14.7万亿美元，2021年为17.7万亿美元，增加3万亿美元。这3万亿美元中，大约2万亿美元来自现价人民币衡量的增长，1万亿美元来自汇率升值。从2020年到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6.9升到6.45，升幅为7%。
按照已有发展规划，到2035年，中国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3万美元以上。如果按人民币不变价计算，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此间年均增速也要达到4.7%以上，难度相当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已定目标无法实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汇率变动。根据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其人均收入在达到1万美元后的16年间，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其中汇率升值的贡献显着大于实际增长的贡献。
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激发结构性潜能上
文章表示，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由此引出的启示是，我们需要保持可争取的、不盲目追高、符合现阶段潜在增长率的增速，更重要、难度更大的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其内涵包括宏观基本稳定，微观有活力，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假设年均实际增速为5%左右，人民币现价与不变价差额和汇率升值之和上升5%，到2035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无论是保持必要增速，还是坚持高质量发展，都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结构性潜能上。在逻辑层面，我们可以区分三种增长率，一是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二是既有体制架构内可实现的增长率，三是宏观政策约束下可实现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是以上三种增长率的叠加。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但仍可达到5%—5.5%。近些年宏观政策的度总体上把握得较好，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基本上满足了经济救助、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搞大水漫灌，不存在政策过紧而压制增长率的情况。这样，关注的重点就要转到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和体制架构内可实现的增长率之间的缺口上。近期需要推出一批具有扩张性的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创新的政策举措，放松不当政策对增长潜能的约束，使之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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