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一派乐观，底下仍然阴风不断。台湾领导人私下派来的人，今天来大陆做的承诺，明天回去后就可以推翻。记得汪老曾气愤地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对台湾的“传话人”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它反映了当时李登辉口头假统一，却真心谋分裂的两面性，也反映了当时两岸关系发展的复杂性。
在这个阶段，台湾来的学者、政治人物、台商如过江之鲫，朱云汉能进入汪老的法眼，是因为他在给《中国时报》写的一篇时评中，对正在酝酿的“汪辜会谈”讲了这样一句话：“台湾在这个时候虽难有大动作，但也绝不能搞小动作。”汪老觉得此话十分中肯，说：“这个朋友值得交！”知道我与云汉相识，即让我请云汉来上海，要当面交谈。我清楚地记得汪老与云汉第一次见面时说：“云汉教授，你还不到40岁，我快80了，让我们做个忘年交吧！”汪老之所以对云汉如此器重，是体会到云汉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真诚愿望，也看到云汉在台湾复杂的政治局面下能够抓住要害，敢于提出箴言。从此以后，云汉每来上海，必去拜会汪老，甚至有时汪老在外地参加活动，也让我陪同云汉前去交换意见。
二、从历史的纵深瞭解台湾问题
在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上，云汉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
过去，人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在国民党执政当局上，“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对台工作思路正是这种认识的写照，但对于台湾历史的内部的因素知之甚少。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一经公开，几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才知道李登辉并不认同国民党政权，也不认同他作为“总统”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部都是外来政权，并称之为“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然而，李登辉并未就此止步。
1995年6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坚决反对，允许李登辉到母校康奈尔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时，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却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说法，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制造舆论。同时，他很直白地指出，“‘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承认＂，“不满意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力求为台湾拓展体现主权性质的“国际生存空间”。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又公然声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内部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