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巨大的消费潜力被抑制的深层原因
消费“三率”明显偏低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消费倾向继续下降，未出现实质性“拐点”变化。我国消费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明显出现一种阶段性“拐点”变化，即在整个高速增长期一路下滑，到2010年见底，然后转向回升，呈现一种弱V型回升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的回升，到2015—2019年间又明显受阻，止步不前。即消费率从49.3%回升至55%后受阻，在55%—56%之间徘徊了4年，然后在三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又明显回落；几乎同步，消费的贡献率在达到2015年近20多年的最高点后也逐步回落。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其直接原因是居民消费倾向未出现实质性“拐点”变化，从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看均是如此。除去过去三年受疫情冲击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体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最低点出现在2012年，为69.6%，与美国的长期平均值相比偏低约20个百分点左右；相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也降至0.6左右，偏低10~15百分点左右。2013—2016年间，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出现了回升，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回升的最高点都是2014年，分别为72.2%和82.9%。特别是2017年后，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再次出现了持续下降，到了2019年全体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几乎又回到了2012的最低点。加之在三年疫情的强冲击下，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下降。这表明，当前阶段，无论我国经济增长是低是高，在经济总支出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却越来越低，反映在经济增长上则是消费的增速与潜在消费增长率的差距在扩大，这是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疫情后恢复达不到预期的最直接原因。
居民消费倾向“拐点”迟迟无法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遇到了强的分配端障碍。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进而使得当前消费不足问题突出的主因。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或边际消费倾向是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的加权平均值。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一般主要是由高收入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引起的。因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就越低。如果在平均收入相对稳定时，收入增长严重偏向于高收入群体，则因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的明显降低而导致总体平均消费倾向的下滑。由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已经没有了五等分的消费支出数据，近十年来五等分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变化情况不明。但还是有一些其他指标可以揭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偏大、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长期无法实现“拐点”变化的根本原因。
一是基尼系数长期偏高。2003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9，属于居民收入差距偏大的水平，2008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491的最高位，之后尽管有所回落，但始终处于高临界值。二是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偏低。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统计显示，2021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51.73%，这里劳动者报酬包括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和非企业股权收益等，因而与世界银行统计不可比，扣除这部分后也只有4成多。因此，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10个百分点以上。三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的占比偏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数据，1992年以来，我国初次分配明显在持续向企业部门倾斜，而二次分配则向政府倾斜，居民收入分配占比长期相对不足，且二次分配的直接调节功能明显偏弱。
第二，财富差距显着扩大和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等共同作用，对消费增长形成巨大的累积性“挤出效应”，这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难以回升、消费率上升明显受阻的另一个分配端重要原因。许多研究成果显示，我国的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分配差距，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来强化资本的地位，提高资本收益率，再加上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必然会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公问题。诚然，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分配差距的扩大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但来自于财富增长过程的资本食利化而引起的财富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明显属于严重的收入不公问题。资本食利化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房地产泡沫化问题，对消费的影响分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短期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长期则会对消费产生明显的累积性抑制效应。
研究发现，2015—2018年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GDP增速呈明显的同步放慢趋势，但最终消费支出实际增长则一直保持在8%以上，即实际收入增速持续下降而消费增长却保持稳定。导致这种“逆规律”的原因只有一个，过度的住房支出在对总消费产生明显“挤出效应”的同时，特别是在房价泡沫化严重阶段，又会产生“加强效应”，但最后会累积产生更大的“挤出效应”。消费不足主要反映为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2013—2016年间居民消费倾向的回升，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化加重而产生的“财富效应”，房地产的超强繁荣不仅会直接拉动更多的住房装修或家居消费，而且还因财富增值而增加对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及旅游等服务的消费。这正是在2015—2018年看到的情况，住房市场的超强繁荣对平均消费倾向及消费率的严重偏低形成一种短期“上拉效应”，即最终消费支出实际增速持续4年比全体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高1.1~2.1个百分点，但当房地产繁荣结束后，便形成更大的下降力，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再次明显下降。
房地产泡沫对消费所形成的累积性“挤出效应”，还可以做更深入也更有说服力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越发达的地区，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从国际比较来讲，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至少我国的发达地区在近阶段不应该出现这一现象。在2017—2019年间，我国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的地区都是在发达地区或比较发达地区，在这期间，平均边际消费倾向降到0.5以下的有4个，分别是北京（0.50）、江苏（0.49）、辽宁（0.41）和内蒙古（0.42），而2014—2016年间则无。在发达地区中，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是广东、福建和浙江，2017—2019年间平均值分别为0.62、0.63、0.57，但这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是偏低的。也就是说，主要发达地区，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化对当地消费增长已形成了较强的累积性“挤出效应”，许多年轻人买房过多地透支了收入和储蓄，导致消费能力的明显下降。
第三，就业结构问题也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迟迟难以止跌回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决定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高低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就业升级，在社会处于较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就业高端化以及高端就业占比的不断提高明显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比重，从而促进收入的均等化，进而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总量就业压力明显缓和，但结构性就业问题异常突出，主要是大学生失业率问题异常突出。如疫情爆发前我国的大学生失业率就接近10%，受疫情三年的冲击，大学生失业率不断上升，今年4月份以来连续突破20%。大学生的高失业率不仅意味着大量人力资本未充分有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与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从国民经济循环角度看，则形成了明显的来自生产端的分配障碍，即生产活动创造不了足够多的高端就业岗位，从而明显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从生产端与分配端的矛盾看，生产结构在不断高端化，而就业结构却呈现低端化，在经济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就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这是导致大学生失业率过高的根本原因。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六大高端制造业和三大高端服务业过去9年就业增长缓慢，占比呈下降态势。特别是六大高端制造业就业9年间减少了157.37万人，引人注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端就业岗位的严重不足，主要是由于高端产业链条太短，如我国重要的产业链在研发环节普遍存在就业规模过小、分散等问题，同时，相关联的高端服务业发展也明显不足。2011—2020年间，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三类就业技术含量不高的服务业，其就业增量贡献大、占比上升快。2011年这三类产业单位就业总数为1040.49万人，到2020年则猛升至2027.97万人，增加了近1倍，相应地，就业占比由7.22%上升到11.90%，9年间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37.61%。最近两年房地产调整趋势的形成，则使就业“双端受压”。
第四，当前居民消费的严重不足还与消费环境不完善有较大的关系，即不敢消费和不愿消费。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加快转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加快建设，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对消费的稳定增长起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但由于总体保障水平还不高，且城乡保障水平的差距明显偏大，特别是面临“三高问题”（房价高、就医成本高、教育成本高等），使人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稳定性都显着提高的情况下仍然“不敢消费”。这也是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通过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来扩大消费，还要从完善重要的二次分配机制即加强民生保障这一重要环节入手，这实际也是分配端的解决方案。
另外，现阶段我国消费不足问题的产生也与消费的“软硬”环境建设滞后有较大的关系，如果总体消费环境不好，便会出现“不愿消费”问题。从硬环境来讲，通常比较重视建设与生产配套的公共设施，而比较忽视建设与消费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多交给民营企业，而政府在规划和建设上多处于“被动状态”，从而导致居民生活配套设施供给相对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的时空便利化水平明显偏低。另外，解决消费“愿不愿”的问题，还有许多“软环境”建设的“课”要补，主要是社会信用水平长期偏低。如今年“五一”期间，消费热闹而消费水平却在降级，这与旅游业相关的环节乱涨价（不少酒店住宿价格翻了几倍）有关。同时，在商家的产品、服务及各类投资活动中，假冒伪劣现象也比较严重。
总之，消费不足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分配端的问题。解决消费问题，必须从分配端入手，下决心着力深化分配改革是“大关键”。
三、扩大消费的根本之策是深化分配端改革
（一）扩大消费需要新思路和新的政策框架
要解决认识问题，在战略上和政策上都要突出扩大消费的关键作用。从新发展阶段的长期动力变化看，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不同。消费是稳增长的关键，在新的大国竞争环境中，特别是要始终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中保持主动权，必须依靠强大的内需这一最重要的资源，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战略作用。即消费对我国经济由大变强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方面，同时还对有效化解美国对我国的长期战略遏制政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消费强，国家才能真正的强，消费强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高，另一方面则对强大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起重要支撑作用。
所以，笔者建议在强国建设中要加上消费强国建设，同时，要提高消费的战略功能定位，将消费对经济的作用由“基础作用”提升为“主导作用”。同时，要认识到消费不足问题的长期化，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障碍与风险，稳增长不是“救房市、救股市、救汇市”的问题，而是从短期和长期都要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消费上，彻底改变依赖投资、依赖房地产来稳增长的传统政策思路。也因此，对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的认识，不能将其理解为短期的权宜之计，而应该理解为我国宏观调控重点的长期深远变化。
扩大消费必须从国民经济循环整体的重要链环中找到突破口，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正是这一关键突破口。当前我国消费不足问题的显现，实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消费、生产—收入分配两个子循环不畅，其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分配制度存在严重不公以及产业高端化发展模式不合理等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向上回升的“拐点”无法形成。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才能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促进居民消费倾向显着回升，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问题。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的过程，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
当务之急是要认清“分好蛋糕比做蛋糕更重要也更紧迫”，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时刻。当前，分配激励机制明显衰减、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分配不公对整体发展激励形成强大的负反馈阻力，导致总激励机制衰减，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抑制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主要障碍。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优化分配结构是绕不过、躲不过的“坎”，要高度重视、敢于碰硬。且要深刻认识到，现阶段如果不着力深化分配体制改革，许多发展问题及制度现代化问题都无法解决。要认识到分配差距扩大之后会自动缩小的所谓“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实践上总是难以成立的，实际上没有强有力的外力干预，收入分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收敛。
就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来讲，在稳增长中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常态发展期，“消费不足投资补”的思路和政策惯性，只能使消费不足问题“治标不治本”，巨大的消费潜力依然会被明显压抑，并可能出现消费不足问题的累积性扩大，进而加剧宏观经济供需失衡。在危机状态下，为了抵消外部冲击的过大影响，采取“消费不足投资补”的办法，是“救急”和争取时间的有效办法。投资确实有增加就业和增加消费的效应，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资本高能化发展，这种效应呈长期的递减性。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般性投资所产生的产能扩张效应会明显大于收入和消费的增加效应，结果不仅会延缓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动能切换，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供大于求问题。而通过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不仅会产生更大的总激励效应，而且能显着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效化解各种经济失衡问题。因此，在短期稳增长中，要着力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建议实施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为主的一揽子扩大消费的方案
尽快制定和实施“一增一减”的税制结构改革。扩大消费关键的是要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提高消费率。改革的重点就是深化二次分配改革，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缩小居民收入与财富差距，降低总体储蓄率。深化二次分配改革，就是要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完善两规范”要求，提高直接税比重，强化税制的累进性，建立公平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一增”。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其“工薪税”的特征，使其能够覆盖所有的高收入人群，达到调节高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加快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的立法，合理设计和实施房地产税、遗产税方案，坚决抑制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当前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将会对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两大积极效应，一是可以产生巨大的消费促进效应，即通过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增加二次分配能力来促进消费增长；二是激发企业的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即将增加的税收用于给企业“减税”——永久性的大幅降低间接税税负，从而促进企业效益改善和生产率提高。消费促进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明显增加高收入群体的税负，可直接降低社会总储蓄率，明显增加公共福利资金，促进消费率的提高和居民消费倾向的明显回升；二是增加地方财源，逐步代替地方“土地财政”，从而减少对投资与房地产的依赖，进而通过降低投资率来提高消费率。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为另一边实施“减税”改革提供重要条件，增加直接税可以优化税制结构，降低或取消间接税同样可以优化税制结构。特别重要的是，实施“一增一减”的税制改革，在有效调节一次分配差距过大、增强二次分配功能的同时，还可以明显提高一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性。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减少低效投资，提高资本要素效能，逐步降低投资率，增加可用于扩大消费的资源或能力。导致我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明显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的效能偏低，反映为投资效果系数严重偏低，目前仅为2.3，而发达国家平均在5左右。高效的投资和高能的资本是提高消费购买力的重要条件。如投资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的积累率，增加职工工资。优化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也是分配改革，重在提高生产与投资效率，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
首先，当务之急是减少生产过剩行业的投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就工业来讲，我国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已经过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峰值，继续增加一般性的投资只会导致更大的生产过剩、物价下跌。政府与行业协会要从立法、政策及大数据信息等方面来引导企业减投资去产能，优化投资结构，把企业投资发展的重点集中在盘活存量资本、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上。
其次，处置僵尸企业是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的一个重点，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点——解决存量资本“堵塞”问题。处置僵尸企业要与化解当前金融债务风险有机结合，系统设计、综合施策。中央政府设立跨部门领导小组，并成立专门的处置机构，制定包括欠税及滞纳金豁免、“僵尸企业”不良贷款专门核销和独立考核、统借统还债务拆分处置、设立职工安置救助金等一揽子的激励政策。对于产能落后、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僵尸企业，应当机立断停止“输血”，将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向新兴产业和创新领域。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功能，使人们减少后顾之忧敢消费。完善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的稳定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显着提高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促进居民消费倾向上升。要积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特别是要大幅度地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推动基本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要着力完善基本养老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同时，要加快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做深做实高端产业链，提高高端产业就业比重，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消费能力的重要途径。一是推进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在重要产业链加快实施延链、补链、升链、建新链等四链工程，提高高端、高水平就业的专业化和纵向一体化水平，在解决许多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同时，创造更多的高端就业岗位，从而有力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二是要发挥新技术、新模式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传统产业明显提升就业质量。既要鼓励数字化技术和工具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又要促进新型就业业态的快速发展。三是在产业升级和就业结构升级上，要做足“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增加就业机会，重在不断完善创业创新发展环境，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与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联，使就业高级化与教育、科技等发展实现深度交融、相互促进。特别是要着力建立有利于全面创新的基础性制度，使教育、科技、人才与创新有机结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促进机制，使就业在深度融合中不断高级化和充分化。
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重点是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做到既减负又提质，既提高居民公共消费支出水平，又增加公共消费外的其他消费能力。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就是要让各类公共服务质量结构优化，增加“良”的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结构。即要着力改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以“扩中提质”来增加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同时，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以提高公共服务“性价比”来增加可及性。在教育上，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促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在医疗上，要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在住房上，要促进住房价格理性回归，重点是大幅降低大城市中年轻人购房和租房负担，提高住房质量。在就业上，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加强就业培训与公共服务，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优化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时空便利化”水平。首先，要做好长期性的城市更新规划，加强生活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把振兴街道经济放在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地位。要在规整规范街道景观的基础上着力提高街道服务功能的多样化，提高集聚效率。科学编制商业网点规划，严格社区商业网点用途监管，鼓励增加24小时便利店及各种便民店，对其采取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租房补贴政策。其次，要从长计议、下大气力解决街道停车问题，使城市街道更有利于步行、休闲。建议通过旧城改造、城市空间优化，有计划大量建设停车楼、停车场，着力解决街道乱停车问题。再次，制定保护传统商业特别是小商业的法律法规，扩大中小商业的生存空间。对书店、小型公益性博物馆等文化服务业发展提供租房补贴。对街道摊贩实行更为宽松开放的政策。最后，大力发展具有各地文化特色和创新创意内涵丰富的“夜经济”及其他消费新模式，建设更多的规模适中的具有综合消费休闲娱乐功能的主题文化生活广场。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作者：王小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梁雅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张晏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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