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国两制”方针，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民主权利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
中评社╱题：“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特征、动因与影响” 作者：张建（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统战研究基地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方郅中（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生
【摘要】基于中美关系恶化及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拜登政府采取“以港遏华”的香港政策。中美在香港议题上的主要矛盾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核心利益和“一国两制”的实践与美国试图以在香港构建自由、民主、人权为由实现“以港遏中”目的之间的矛盾。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体现出推行“价值观外交”，注重藉助“人权”议题加大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联动盟友干涉香港事务、实施涉港制裁，唱衰香港，试图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港独”国际化，为“港独”分子提供支持和庇护、干扰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等特征。拜登政府激进的香港政策，特别是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和所谓的“制裁”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和全球金融及商业中心地位、给在港经营的美国企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严重损害美港之间的经贸关系。美国的政治施压成为美企在港营商的最大威胁和挑战。从未来趋势来看，美国将继续利用“三法一命令”对香港进行干预和施加制裁。面对美方的介入、施压和制裁，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应差异化、精凖化、常规化和多元化对美方予以反制。面对美国对香港的以“去功能化”为主的“去风险”，香港应以“双重深度融入”作为战略选择。
一、拜登政府对香港政策的总体框架
特朗普政府以来，随着中美关系进入竞争博弈时期以及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力度不断加大。美国的香港政策已经从附属于美国对华政策、注重在港经济利益转向“以港遏中”、注重地缘政治利益。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政府以维护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为主，其制定的涉港政策多是关于如何更好地维护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以及如何发展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关系。特朗普执政初期曾表示，香港局势牵涉中国政治、经济，可利用美国不参与香港暴乱为藉口向中方施压，使北京作出贸易让步。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的涉港法案和政策不再以经贸利益优先，而是更加注重香港的意识形态利益价值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①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国会涉港立法活动较奥巴马任期内更加活跃，涉港立法活动、数量和通过率激增，立法速度也有所加快，获得特朗普签署的比例也非常高，为美国全面介入香港事务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②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美国以所谓维护香港民主、人权为藉口干预香港事务，实施大量涉港制裁，妄图破坏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扰乱“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从而实现“以港遏华”、打压中国的目的。③美国全方位介入香港“修例风波”④、国安立法和选举制度改革，成为干涉香港事务的最主要外部势力，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最主要的外部干扰因素。2020年6月，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美国对香港政策转向对香港进行“去功能化”，即重新审视幷改变美国自冷战时期开始幷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确定的对香港金融、贸易领域的特殊政策支持，转向削弱、去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等国际地位和声誉以及服务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功能。⑤在香港政策上，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总体框架基本延续特朗普时期，但在涉港问题的侧重点和行事风格方面有所差异。一方面，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与特朗普政府时期通过的2019年《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和2020年《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共同构成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基本框架和所谓的“法律依据”。美国通过涉港法案，以法律方式确立自身干预香港事务的地位和扩张干涉的空间，将涉港法案作为施压中国政府和调整美方政策的工具。拜登政府以来，美国国务院依据涉港法案发布涉港报告，使得美国政府和国会介入香港事务的角色和范围逐步扩展，从旁观者转变为充当评价和判断“高度自治”的“仲裁者”、解释《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法官”。涉港报告对于香港的评价愈趋负面，为美国的介入政策提供支持。⑥另一方面，拜登上台以来，美国采取对香港去功能化的政策，其在本质上是对中国所谓的“去风险化”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企图藉助去除香港独特性、单方面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不承认“香港制造”、做出负面营商环境指引、唱衰香港以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方式削弱香港，企图将香港作为遏制中国的筹码。拜登政府在对香港去功能化方面采取包括美国国会推动取消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法案、推动取消香港在国际组织投票权的法案、发布负面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引导、美国官方施压在港美资企业和商会等。拜登政府认为，香港问题关乎美国利益，美国必须设法让香港的发展符合美国利益。
二、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特征
相较特朗普时期，拜登政府就其涉港政策做出调整，就插手香港事务采取诸多新的举措。
第一，推行“价值观外交”，注重藉助“人权”议题加大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将香港内部事务包装成“人权”议题，指责中国政府破坏“自由”“民主”，强化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突出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争。拜登执政后将意识形态因素融入涉港政策中，在涉港问题上反复强调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在其上台后不久发布的《国家安全临时指南》和上台两年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分别谈及“香港的人权和民主”。⑦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国务院先后于2021年3月、2022年3月和2023年3月发表“2021年香港政策法报告”“2022年香港政策法报告”“2023年香港政策法报告”，诬称中方破坏香港自治、削弱港人权利和自由，声称香港不再享有美国法律此前给予的特殊待遇。中国政府的通过《国家安全法》和香港政府的实施严重破坏了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核证美国法律下给予香港的待遇上，国务卿核实，按照美国法律，香港不应获得如同它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号前按美国法律所得到的待遇。⑧
第二，拜登政府通过重塑“价值观外交”联动盟友干涉香港事务。拜登政府联动盟友插手香港事务的主要途径表现为通过共同发表双边或多国联合声明、新闻公报、在国际组织中提案等方式在国际社会上制造香港问题的不当舆论。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曾多次纠集盟友无端指责香港事务。拜登总统执政之后，美国联合多方对香港事务施压的态势愈演愈烈，试图引导其亚太地区盟国如日本、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家基于其价值观指责香港的人权、自治和民主等，多次在双边会谈中谈及香港，煽动国际舆论。
第三，实施涉港制裁，唱衰香港，试图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美国以维护香港民主、人权为藉口干预香港事务，实施大量的涉港制裁，妄图阻挠香港国安法顺利实施，扰乱香港政局稳定，从而牵制中国。⑨拜登政府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涉港制裁措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极力唱衰香港、大肆抹黑香港营商环境和国际声誉，鼓动在港企业撤离，极力攻击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对香港进行围堵和联合施压。国会反华议员对在港美国企业和商会团体施压其不要为中国、香港代言，甚至威胁、恐吓美国企业。2023年2月，在一个宣传香港的视频中，香港美国商会主席赵富年（Geoffrey Siebengartner）强调在香港开展业务的好处，表示香港“安全”、“极具吸引力”。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指出，这句话与美国对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官方立场背道而驰。他写信给赵富年要求商会明确解释其立场，就6个问题作出回答，包括香港国安法是否符合“法治主义”。2023年4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施压香港美国商会不要参加考察大湾区广东的行程，美资企业虽然有参加但很谨慎幷要求不进行报道和出镜。
第四，拜登政府推动“港独”国际化，为“港独”分子提供支持和庇护。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支持“港独”国际化，增加中国分裂势力的国际存在，增加中国在国际上就涉港议题减压、降压、解压的难度和压力，从而实现藉助香港议题给中国“添堵”的目的。美国为首的外部干预势力顽固奉行“乱港遏华”战略。自“香港修例风波”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有多名“港独”分子潜逃至美国，例如前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逃至美国参加著名“港独”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继续在美国从事“港独”活动。还有梁颂恒、罗冠聪等一批“港独”人员也纷纷逃往美国，幷获得美国政府资助与庇护。拜登上台后，美国政界众多官员呼吁保护“港独”分子。2021年12月，拜登政府举办所谓的“领导人民主峰会（Leaders' Summit for Democracy）”，幷邀请罗冠聪之流参加。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