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干扰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外部势力、反中乱港势力试图藉助、施压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进程中的焦点案件来打击香港国安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国安法的实施。香港国安法实施过程中的黎智英案是标志性案件。黎智英是外部势力在香港培植和扶持的标志性的代理人，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极其重要，外部势力如何对待涉案的黎智英不但对以黎智英为代表的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具有“示范”作用，也会对外部势力在全球各地培植的代理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即在代理人涉案后外部势力是否还会通过各种方式保护、“营救”他们。黎智英自涉案以来，外部势力试图在各个环节施压香港特区政府，包括舆论施压、干预香港司法等方面。
未来与香港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法实施有关的司法案件将是美国关注和施压的焦点。特别是“黎智英案”和“35+非法初选案”涉及较广、影响较大，将成为重点。另外，在国际上为“港独”分子提供支持也将是未来美国施压和干预的重点之一。
三、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动因
中美在香港议题上的主要矛盾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核心利益和“一国两制”的实践与美国试图以在香港构建自由、民主、人权为由实现“以港遏中”目的之间的矛盾。中美在香港问题上是主权与霸权的两种秩序分野、善治与霸道的两种治理结构、融合与霸凌的两种发展格局的博弈逻辑。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首先，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建立于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定位基本稳固的基础上，拜登政府将涉港政策纳入其对华战略博弈的大框架内。其次，与特朗普时期不同，拜登政府对华决策团队有明显的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色彩，价值观外交成为其应对涉港问题的主要特征。再次，由于《香港国安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的成功制定和执行，美国企图干预香港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拜登政府涉港战略意图和其战略能力之间存在落差。
第一，中美战略博弈：“香港牌”之于拜登对华战略博弈的意义。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根本目的在于将香港作为制衡中国的工具和棋子。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将香港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将香港内部事务包装成“人权”议题，指责中国政府破坏“自由”“民主”，强化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突出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争。拜登政府在干预、介入香港事务上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和方式，又采取了一些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打“香港牌”的方式和动作。
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涉华部分有两个新提法，即“竞赢中国”（Out-Competing China）战略和未来十年是中美竞争“决定性十年”（Decisive Decade）。⑪其中藉助香港施压、遏制中国是美国所谓”竞赢中国“的重要凭藉。一方面，在历经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和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后，全国人大制定了《香港国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规范；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宪制地位，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民主权利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⑫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美国也因其国安法的实施以及“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导致其在港代理人深受打击，难以继续为美国利益服务。美国不愿看到在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下，中国在香港的实践赢得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争。为此，美国联动盟友持续藉由“人权”、“民主”等价值观抨击指责香港事务，矛头直指香港国安法和“一国两制”，企图塑造国际社会舆论。另一方面，相较于打“台湾牌”，拜登政府频打“香港牌”的风险较低、烈度不高却同样释放对华负面信号。在阻挠中美关系缓和走势时，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便企图通过炒作香港议题释放信号。
第二，拜登政府决策团队：民主党自由主义回归导致美国涉港政策价值观色彩浓厚。拜登政府上台后，涉港决策团队有明显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色彩。通过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包装大力介入香港事务，向西方展示其坚持的所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体系。如果说此前更注重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那么特朗普政府以来，在中美关系大背景下，美国更注重利用香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利益”。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涉港政策注重对香港的政治干预，幷体现出其“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⑬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则更重视运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依托其全球盟友共同干预香港问题，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幷将中美竞争博弈形容为21世纪“民主”对抗“专制”的意识形态斗争，其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向世界证明“民主”政体更加有效。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人共同构成拜登政府对华决策圈层，这些人在对华立场上基本一致。2022年5月26日，国务卿布林肯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方针明确概括为“投资、协同、竞争”。⑭这篇演讲呈现出美国试图调动全球力量推进对华竞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涉港问题上，着重强调人权和民主，联动盟友引导国际舆论，大肆抹黑和诋毁“一国两制”，进而实现其动摇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实践的信心。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明确指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正在进行一场竞赛，以展示哪种治理体系更对世界和人民有效。拜登政府在各种内外场合大谈“民主”“人权”，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⑮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观为基础组建国际联盟，动员盟友和伙伴国共同对抗中国，这使价值观外交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突出特征。
第三，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落差。在涉港政策上，美国也将愈来愈呈现出“全政府”色彩，以多元主体参与、跨部门协调机制和对华议题联动等方式弥补此前涉港政策横向联系不足的缺陷。从美国白宫、国务院、财政部等政府机构到国会的立法机构，再到美国非政府组织、所谓“国际媒体”等“白手套”都在干预香港事务方面扮演各自角色。拜登政府在介入香港事务上采取打压香港与遏制中国相结合、国内立法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支持反中乱港与藉助国际平台相结合、抹黑诋毁与直接制裁相结合的手段。
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的本质战略意图时出于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然而，拜登政府却打出捍卫“人权”、“民主”的道义旗号。伴随香港国安法的有效实施，中国已经牢牢掌握香港问题的主动权，美国在干预香港事务上呈现出捉襟见肘、进退两难之态。战略意图与其战略能力之间的落差使其难以实质性地干预香港事务。拜登政府涉港政策因此存在“价值观”道义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本质之间的两难困境、制裁香港与保持美国在港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曾任职国会研究处的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直言，“在不伤害香港人民的前提下，短期内美国政府很难影响中国的香港政策。同样，对于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的有限制裁也收效甚微。美国的相关香港法案无法影响所有的香港人。”⑯由于香港和大陆经济金融的融合使得任何针对中国大型银行的行动都会迅速升级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攻击，这将迫使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不稳定，幷促使中国努力建立美元主导的SWIFT支付系统的替代方案，幷最终严重伤及美国经济。⑰美国国务院曾直接中伤香港的营商环境，企图让跨国公司撤离香港市场。尽管香港美国商会表示，香港在连接中外贸易和金融流通上，是关键而充满活力的促成者。⑱事实上，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和经济规模更是给了香港规避外部压力的最大信心。
四、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香港越来越受到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和挑战，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恶化、香港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外部势力藉助香港施压中国、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制裁、施压香港，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认知态度，影响香港的全球金融和商业中心地位。因此，香港要更加重视地缘政治对自身的冲击和影响，从国际、国家和香港三个层面思考如何以确定性的发展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更有利地减缓、降低、规避地缘政治的冲击和影响。
首先，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特别是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和制裁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涉港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此外，美国等外部势力、反中乱港势力还企图藉助、施压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进程中的焦点案件来打击香港国安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国安法的实施。迄今，美国已然形成“涉港三法”的香港政策框架，短暂来看美国仍会在以上框架内实施对港政策，然而，在对华竞争的“决定性十年”内，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动以及香港局势的发展，国会极端反华议员提出诸如《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HKETO）核证法》、《香港安全港法》等也会应情势变化而通过。总体而言，美国涉港政策还是以承认香港的“一国两制”的立场出发，因此，不同于台湾问题，香港议题还是存留在所谓“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领域和经贸关系上。美国试图利用香港对中美关系施加影响，增加其对华谈判“筹码”。拜登政府时常炒作香港问题的动机不论是企图给中美关系降温还是安抚国内反对派，甚至污蔑“一国两制”都触及到中方的核心利益。
其次，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特别是以“人权”、“民主”为旗号的价值观外交和涉港制裁直接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和全球金融和商业中心地位。国际上美西方唱衰香港形成呼应，对香港的发展、“一国两制”的高质量实践造成负面影响和干扰。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等国家的政府、专业机构、媒体、智库、跨国公司等对香港的认知趋向负面，频繁发布负面的涉港报告、报道、评价等信息，虽然此类信息有不少偏颇、诋毁乃至污化情况，但对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声誉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既对香港自身的发展造成干扰，也影响香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功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在香港的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各种资本希望在香港以及通过香港在中国市场获利，但基于对香港发展前景、美国打压香港、中美博弈、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评估，整体上在减弱、弱化和降低在香港的投入和部署，甚至在转移在香港原有的投入，这无疑具有风向标作用。2022年年底以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大型活动吸纳资本和企业，包括特首在内的主要官员访问内地、中东、东南亚等地推广香港，在国际上、内地开展抢人才、抢企业等安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美国《香港自治法》中关于制裁与被美国纳入制裁的对象进行重大交易的金融机构的条款一直是在港金融机构的重大威胁。在港金融机构在是否遵守美国制裁规定和处理与被美国制裁对象的账户关系方面非常谨慎。美国的这种“威慑制裁”态势影响在港金融机构的经营、提高了在港金融机构的成本、降低了国际资本对香港的预期。美国的威吓制裁作为一种负面“信号”，造成香港负面的国际舆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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