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涉藏问题“国际化”的对比
二战后美国逐渐将所谓“西藏问题”打造成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效用的工具。⑯近年来，美国对“西藏牌”在中美关系中的筹码持续重视。特朗普时期，签署了《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和《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拜登政府有意将所谓“西藏问题”融入“印太战略”，不仅在《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删除了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表述，还重视从人权和宗教等角度切入所谓“西藏问题”。2024年7月，拜登签署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炒作达赖集团所谓“大藏区”概念，要求美政府及“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反击中国政府“涉藏虚假信息”等，⑰由此持续推动涉藏问题“国际化”。
台湾问题同涉藏问题“国际化”在去主权化层面颇为相似。针对台湾问题，美国制造了诸如“台海和平”“民主对抗威权”“供应链安全”等议题，从而为日本、菲律宾及欧洲各国介入台湾问题创设了话语空间。针对涉藏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照《西藏政策及支持法》在“达赖转世”问题上的表述，声称“美印两国要针对‘达赖转世’问题制定应急计划、形成共识”，鼓动印度在“声援达赖自主转世”方面与美国保持同步等。⑱此外，美国还在《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中点名尼泊尔，意图使尼泊尔为“藏独”分子提供容身之所和活动场域，藉宗教问题等推动印度等介入涉藏问题。
同时，美国关于台湾问题与涉藏问题“国际化”的操弄手法仍有差异，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侧重点不同，即以不同价值观叙事为主要抓手。拜登政府极为重视价值观外交，在涉藏问题上反复炒作所谓“人权问题”，妄图藉此制造“舆论陷阱”和“话语怪圈”。首先，在两国交流层面，2021年11月，拜登就曾在中美两国首脑举行首次视频会晤时，提及所谓“涉藏人权问题”；其次，在系列涉藏报告中，从1994年开始，美国即通过所谓“涉华人权报告”，将西藏作为单独一部分列出并予以“评价”；再次，“人权议题”亦为美国涉藏法案的重要借口，如“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由此可见，美国所谓“涉藏人权议题”已经成为其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工具。而对台湾问题，美国重点从民主价值观入手，利用“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很少谈及“人权”。这样一方面将中国大陆诬陷为“威权主义政体”，另一方面通过邀请台湾参加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在各种民主政治联盟中引入台湾问题、在涉台议案中引入“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等方式将台湾打造为所谓“亚洲民主灯塔”，人为捏造两岸的价值对立，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综上所述，“人权”与“民主”分别为美国推动涉藏问题与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叙事，二者在意识形态中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三）同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对比
近年来，美国借助“印太战略”和“盟友政治”积极鼓动区域内外各国在南海频繁挑衅中国，将双边或区域问题转换为国际问题，将岛屿及海洋划界争端转化为其他议题，为域外势力介入提供借口，大幅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