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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在台湾社会不断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给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威胁。 |
中评社╱题：身份利益视角下的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探析 作者：夏昂（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民进党再度执政以来，在台湾社会不断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给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威胁。民进党刻意强调台湾社会不同群体的身份利益差别，以配合其“反中抗中”行为，从而获得政治利益。因此从身份利益视角对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民进党的行为逻辑，同时也为大陆有针对性地反制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提供新的思路。
身份和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作为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身份带来动机和行为。利益是行为体的需求，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①简而言之就是，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身份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标志着个体以及群体实然和应然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台湾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导致族群结构复杂，台湾学者一般将台湾社会划分为四大族群：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②再加上台湾经济腾飞后大量来自东南亚的劳工移民群体，使得台湾社会形成了数个高度自我认同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在日常的互动中无不彰显着各自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身份。台湾社会的各个群体都想在政治权力分配中获得公平对待，维护自己的利益。民进党注意到台湾社会的这种群体心理，自2016年再度上台后，利用台湾族群间的身份属性差别，不断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以获取执政利益。
一、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的族群身份与利益
民进党的族群身份认知是在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深受“台湾民族论”的影响，这是早期“台独”理论之一。其主要观点包括：台湾经过几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单一“台湾民族”，两岸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台湾文化”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海洋文化，“台湾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具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几十年来，这些“台独”思想一直影响着民进党的行为，成为他们不断“反中抗中”的理论指导，也奠定了民进党努力推动“文化台独”的理论基础。③
民进党起源于早期台湾社会的“党外”运动，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到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党外”势力在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为了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获得更多的支持，民进党迫切需要一种台湾社会能普遍接受的理论和口号，所以“台湾民族论”自然就成为其主要选择。民进党将大陆来台的国民党政权视为和西班牙、荷兰、明郑、清朝、日本一样的“外来政权”，声称所谓“台湾40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被外族统治的历史，台湾人从来没有当家作主”。民进党对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进行诱导，使得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发生异化，形成了强烈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台湾意识”。
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民进党强调国民党威权统治对台湾民众的“欺压”，带给台湾苦难。民进党一方面不断突出“台湾主体意识”，一方面努力唤起台湾社会的集体悲情意识，这样就让民进党的行为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幷且迎合了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出头天”心理，有利于其争取更多草根民众的支持。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痛点，从那之后很多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产生逆反情绪。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仍代表着中国，使得民众容易简单地把国民党当局与中国划上“等号”，反对国民党就与反对中国联系在了一起。④即使是民进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依然没有放弃以族群身份构建对立性社会结构的尝试，幷且在岛内政治斗争中屡试不爽。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对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的“追杀”就是建立在族群身份认同区隔的基础之上的。在蓝绿斗争中，民进党以“本土政党”自居，以族群区隔为起点，在台湾社会建构起“我族”和“他族”的对立结构，推动政治认同的分化。⑤有学者认为岛内政治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族群政治”的歧途。⑥
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将处理岛内政治的方式延续到两岸关系当中，再利用台湾社会异化了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挑衅大陆，制造对抗，企图在紧张的两岸关系中捞取政治利益，获得某种执政合法性，从而能长期执政。台湾学者王振寰指出，在台湾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政治精英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绕过制度，诉诸民众来得到正当性。当然政治精英更可以绕过官僚机构，回避理性讨论而直接诉诸民众，召唤“国族”意识，来转圜各种无法解决的政治危机和制度性问题。⑦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身份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族群身份和分裂主义幷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当某个族群的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可能会被该族群内部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精英利用，在政治冲突中诉诸极端行为。近年来，可以发现一直以“本土政党”自居的民进党每当遇到选举或执政地位不稳时就开始各种“反中抗中”行为，设法挑衅大陆。而大陆一增加对“台独”势力的反制措施时，民进党就在岛内营造“悲情氛围”，在国际上指责大陆“打压”台湾，妄图增加其行为的合理性，幷从中谋取政治利益。
二、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的宗教身份与利益
宗教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们重要的精神支撑，也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粘合剂”。宗教的这种凝聚作用在同一个宗教信仰的群体内部会得到明显的加强。众所周知，民进党是具有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民进党虽然表面上高喊“台独”口号，但实际上党内的大多数人祇是将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当成一种追求世俗政治利益的工具。不可否认，民进党内确实有一部分人深受日据时期“皇民化教育”的毒害，他们无论是从政治情感还是价值取向上都无法接受台湾回归祖国的政治现实，他们把“台湾独立”当成一生的事业。⑧1991年10月13日，民进党“五大”将“台独”主张写入党纲，使得这部分人更加狂热地如信仰宗教般信仰“台独”，“台独”主张开始在民进党内部信仰化和教义化。民进党中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就是指这部分将“台湾独立建国”以及相关理论作为指导其行动的信念，愿意为了这个目标而执着终身奋斗，就像信奉宗教的基本教义一样虔诚的人。⑨
“台独基本教义派”虽然在民进党内是少数，但是影响却非常大，在民进党“台独”党纲通过后，他们掌握了民进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其他派系很难与之在“原则上”和“道德上”相抗衡。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认为“台独”目标是最高追求，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发展，民进党的“台独”论述决不能变，幷且要大力宣传“台独”理念，启蒙和领导民意，要将“台独”目标神圣化和道德化，把“独立建国”当成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影响“台独”最高目标的事情都要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产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台湾日据时期，当时在日本殖民教育下长大的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对近代以来日本现代化成就的崇拜，和对同一时期落后中国的鄙视心理，这种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后日本殖民主义”的狭隘心态。所以，“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目标不祇是单纯追求台湾“独立建国”，还伴随着敌视中国的性质。这个中国是广义上的中国，包括国民党带到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包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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