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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制”台湾方案一经形成，必然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与中华民族复兴。 |
中评社╱题：习近平的融合思维与“两制”台湾方案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
【摘要】习近平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是中共核心领导在推动两岸统一的理论与实践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创新时期，也是习近平的国家完全统一思想的重大升华。须知，中共二十大强调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而在这个总体方略中，习近平关于台湾问题的思考、论述、主张以及习近平的创新哲学思想，是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因此，系统深入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际，重中之重是要研究、掌握习近平在长期以来的涉台论述中所体现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想、新论述，以及新思维，尤其是融合思维。“一国两制”从构想到实践，都与创新思维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创新思维，就不会出现“一国两制”的创新构想，更不会获得实践成功。“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中的成功经验，需要运用于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中，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台湾问题，不能生硬地照搬港澳经验，尤其是在思维方面需要有新的突破。
一、“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共存思维”的特点
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如何运用新思维之前，需要瞭解“一国两制”新思维特点。
“一国两制”构想是怎样提出来的？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①他解释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构想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就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使各方面都能接受。比如，在香港问题上，要照顾中国、英国和香港的利益。“一国两制”构想，就是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好办法。
“一国两制”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胆构想，其在香港与澳门成功实践之后，更加证明这个想法是行得通、做得到的。所以，邓小平的创新思维是港澳顺利回归、推动国家统一进入历史新阶段的最为重要的思维。我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所体现的邓小平最重要的创新思维，就是成功运用了“共存思维”。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中体现的“共存思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大价值：
其一，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对“制度敌人”共存一国之中，需要一种化冲突矛盾为平衡矛盾的政治智慧，也就是科学掌握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一国两制”就是这种政治智慧的结晶。所以，在邓小平的港澳回归“共存思维”的指导下，制定了和平与发展共存、中国与西方共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港澳“一国两制”方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际，如何妥善把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共存在完全统一的国家之中，一定离不开“共存思维”的应用。
正如专家李琦指出：从理论上看，“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突破紧密相关。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传统观念里，都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敌人，只能暂时维持“均势平衡”，绝不可能长期共存，总会发生冲突甚至对抗。邓小平大胆冲破了这个思想局限，认为在以大陆实行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长期允许台港澳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谁也不会吃掉谁。当然，邓小平之所以敢于超越“一纲四目”的阶段性特征，还与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充满信心，有着密切联系。②
其二，“一国两制”构想所体现的“共存思维”是提振国家实力的法宝。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国家实力比较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实力日趋强大，今非昔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已经撼动了国际政治格局。中国获得成功的两大法宝：一是和平与发展的国策，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际，必须思考的焦点问题还在于：两岸统一不仅仅是为统一而统一，统一之后的重大历史使命是两岸合力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因此“共存思维”不可以放弃。
又如专家张宏志分析指出：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内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对香港、台湾等地区较为发达而又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像对待已经完全腐朽、僵死的经济制度那样，采取消灭或改造的政策，不能打乱其原有的经济秩序，也不能割断或干扰其与世界市场的密切联系。③
其三，通过在港澳实践“一国两制”构想，为世界和平做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也是“共存思维”的重大价值。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际，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对台政策中应用“共存思维”的重大战略目标之一，也就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恰如专家李琦论述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也是邓小平总结20世纪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冲突的经验教训而做出的创新性方案。与中国的台港澳问题相似，20世纪世界上许多民族问题、政治分歧、领土争端、主权争端等都是因为国际因素造成的，有一些和平解决了，但很多例子却是或长期僵持或演变成冲突，甚至形成一股以民族分离、民族分裂为主要特点的国际性民族主义浪潮，造成不稳定的隐患，阻滞相关国家和平发展。中国独特的统一方式是一个极好的参考。邓小平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④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与邓小平交锋的撒切尔夫人，也感慨地认为中英解决香港问题方式必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垂范意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权得到解决。”⑤因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及其成功实践，也将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贡献。⑥
其四，因为“一国两制”构想在港澳得以成功实践，也坚定了大陆以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的信心。在长期以来贯彻的对台政策中，“共存思维”是重要的创新思维。在和平统一之前，实施和平发展的政策，就是“共存思维”的典型体现。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其中提及台湾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⑦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共存思维”中对台湾最为宽容的内涵，也是早期“一国两制”方案中“共存思维”最为突出的象征。当然，两岸关系发展至今，“共存思维”的内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则是需要进一步论述的。
二、和平发展时期的“共存思维”与习近平的融合发展新论述
因此我们得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大政方针，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国策，其中的“共存思维”特殊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在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共存思维”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台湾同胞的利益，还是国家发展的利益，甚至是世界和平的利益，“一国两制”均有充分的照顾，“共存思维”在两岸关系中仍然是深得人心、不可或缺的支柱性思维。在两岸关系历史中获得过八年和平发展时期，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充实了和平统一的内涵，体现了“共存思维”价值的最大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时候，出现了重大的几乎失控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共存思维”在实践过程中，被对立势力逐步扭曲为并立思维，甚至发展为对立思维，结果“两制”成为了敌对关系，进而严重冲击一国。事实证明，“共存思维”需要在今后的“一国两制”实践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甚至要加以改造升华。在香港如此，在两岸关系中更需如此。我认为，只有深入研究掌握习近平的融合思维和融合发展论述，才能够遏制“共存思维”被异化的过程，“两制”才能做到真正的共存。
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了融合发展的新论述。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在视察福建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与部分台资企业负责人座谈时，首次公开提出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论述，他说：“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大陆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广，完全容得下来自台湾的商品，完全容得下来自台湾的企业。欢迎更多台湾企业到大陆发展。”2015年3月4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联组会时，肯定“两岸制度化协商取得新成果，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深入，各领域交流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台海局势总体稳定”。同年5月4日在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习近平主张“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2016年3月5日，针对两岸关系新形势，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公开提出大陆将“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同胞亲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强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习近平两岸融合发展新论述的意义与作用是：其一，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习近平哲学思想意涵，是对国家统一理论学说的全新创造。其二，融合发展是习近平对台思想的核心理论，是中共对台思维的再一次升华，体现出在融合发展中聚同化异的信心，也体现出充分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其三，融合发展是从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的新思维。两岸融合发展是习近平的思想理论原创，是思想的解放，而且形成了具体政策方针，有待两岸同胞的进一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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