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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澜昌认为，居屋必须只用来解决住的需求，不应变成炒卖的商品（中评资料图） |
中评社记者：香港年轻一代，面对难以企及的高楼价，很多人无法依赖父母就选择“躺平”。从青年角度来看，您认为加大居屋在公营房屋的配比，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澜昌：对于他们人生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如今许多香港青年奉行所谓的“躺平主义”，就是因为缺少往上流的机会，他们感受不到工作岗位的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环境的改善等。相当多的青年实际上是过一天算一天，持着很消极的人生态度。香港回归时期的那几年被称为“起飞的年代”，基本上一个家庭中每个人的收入每年增幅达10％至25％，算是一个很大的幅度，所以那时的人精神面貌完全不同，时刻保持向上奋进的状态。而现在基本上大家都看不到前景，觉得做与不做都不会影响结果。因此，社会能否提供一个看得见的目标是年轻一代在人生发展阶段中是否有充足动力的重要一环，比如花5到7年的薪资就能置业，他们就将更有动力去实现愿望。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兴建居屋对私楼是否会有影响？
刘澜昌：影响肯定有，但我认为，这个影响不是负面的，反而是正面的。对于香港政府来说有两种观点，一是港府的部分财政收入来自于高地价、高租金、高楼价这“三高”，所以希望把楼价继续推高。二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就是让所有港人安居乐业，必须照顾民生，房价就不能太高。因此，港府应平衡好这两种观点，压抑楼价的同时不要大起大落。居屋正是这其中的“调节器”，就如同一个水库，蓄水太多就适当开闸，水量不够亦可以关闸持续蓄水。新加坡本来是模仿香港公屋的模式，但他们将重点放在了组屋，而不是廉租屋，就让大多数新加坡人能够安居乐业。新加坡房屋组成方面，私楼占小部分，最大头就放在组屋上，这个概念其实和香港的居屋是同一个意思。
中评社记者：特区政府在2018年将公私营房屋比例调整至7：3，虽然公营房屋占比有所上升，但居屋和公屋的供应却存在明显的比例失衡。对比过去10年新落成的住宅，私楼、公屋分别新增了15．6万、14．1万，而居屋仅增加了2．6万个单位。您认为，在公营房屋中，公屋和居屋的比例应该分别是多少比较合适？
刘澜昌：我认为公屋和居屋的比例应该颠倒过来，在公营房屋中，居屋的比例应该占到八成以上，公屋的比例只需规划到两成左右。但现今一直是公屋占比大，突然扭转不太现实，有一个较长的缓冲期。因此远观未来，公营房屋里居屋应该占大比重。
近日香港政府发表了《长远房屋策略2021年周年进度报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是推算了未来10年的总房屋供应目标为43万伙，与去年一样。第二个重要指标是继续沿用公私营房屋的“七三”比例。这两个指标丝毫没有变化，我对其是非常不满的。中联办去实地视察劏房，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指向告别劏房，结果这次报告中既没有告别劏房的内容，亦没有改善香港居住环境的内容，更没有关于居屋的内容。总体上，房屋策略一点不变，10月港府发布新的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构想，画了一个“大饼”，结果十年建屋计划又没有调整，这种施政的态度港府应该反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