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平：日本试图推动以民主价值观为标准
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首先，这次日美峰会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同时美国因素将给中日关系带来影响。在特朗普时期，日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日本对特朗普政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特朗普对中国下狠手，一定程度上符合日本心理期待；“恨”的是特朗普奉行孤立主义，忽视与盟国合作，也不顾及盟国利益。奥巴马执政时期，美日关系相对较好，中日关系较差。特朗普上台给中日关系带来一定机遇。2017年之后中日关系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机，与美国因素有一定关系。回到这次美日峰会，因为拜登在竞选期间就表明要与盟国联手共同应对中国，比较符合日本的想法，所以日本对拜登政府非常期待。此次拜登上台后，美日关系磨合比过去美国政权更迭时更快，背景是双方战略目标比较一致。
从日本角度说，它将应对中国崛起视为外交安全首要课题，并已持续多年。拜登政府的战略方向符合日本的期待和利益，所以日本马上展现出了迎合姿态。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发挥了主动和积极作用。从美日一系列互动看，日本是以钓鱼岛问题为抓手，拉近美日同盟关系、挑拨中美关系。拜登当选以来，日美领导人及高层官员多次通话、会谈都将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形势作为重要甚至首要问题，这极不自然、正常，显然是有意图的，领土问题已经成为了战略工具。在台湾问题上，美日在共同文件中自1969年以来首次谈及台海问题，日本也试探着往前走了一步。由于美国因素的变化，日美关系基本上回到了特朗普执政前的状态，甚至可能继续深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日本试图推动以民主价值观为标准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战后国际秩序是以二战结果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日本因其战败国身份而在其中处于劣势，对殖民、侵略历史的暧昧态度和修正企图更使其处于被动。2006年麻生太郎作为安倍内阁外相发表“自由与繁荣之弧”演讲，大约从那前后开始，日本频繁强调所谓民主价值观而淡化历史问题。我认为这是日本的一个长期战略，目标是以民主价值观为标准重新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洗白日本的战败国身份，从而获取优势、孤立中国，进而在国际秩序变动中占据有利地位。从2006年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到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后提出“民主钻石联盟”，再到后来的印太战略，日本的战略是延续的，这在此次中也有体现。
第三，未来的中日关系仍有变数。由于当前中美关系依然紧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拜登政府刚上台100天，中美关系仍处于磨合期，美国也强调在对华关系中并不寻求冲突，中美双方在争吵的同时，也都预留了合作空间，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可能是合作、竞争、对抗并存的复杂关系，日本在处理与中、美的关系时也将不得不适应这样的局面。另外，在经济领域，日本也离不开中国市场。在出口方面，美、中分别占日本出口市场的近20%。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20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日本企业仍然将中国作为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尤其是对内需增长乏力的日本来说，巨大且还在快速扩大的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些都将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和稳定的正面因素。
第四，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需要坚强的政治引领。因为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老问题一直存在，中日关系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政治引领，就很难稳定发展。这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1972年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也曾遇到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甚至面临被右翼刺杀的风险。但现在，即使在日本国内，田中访华的历史性功绩也是不容置疑的。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日本国内舆论也非常不利，包括香港问题、疫情问题和东海形势问题，日本媒体的误导性报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现在还看不到有好转迹象。面对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中日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有责任维护双边关系和地区形势的稳定。两国领导人唯有从战略的、未来的角度出发，为双边关系制定长远目标并加以强有力的政治引领，才可能实现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带来繁荣和稳定。
刘江永：钓鱼岛问题已不是可“搁置”的局部问题
今年4月16日发表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堪称是3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的升级版。其中除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外，谋求美方就协防钓鱼岛再度表态等，基本上实现了日方既定的“中策”目标。其“上策”的高目标是，希望美国支持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但这一点未能实现。
有人认为，战后中日围绕钓鱼岛归属矛盾的产生是美国在中日之间打进的一个“楔子”。这是由于美国1971年擅自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造成的。但实际上，战后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当时日本的佐藤荣作内阁。1969年佐藤首相在与尼克松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并要求美国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冲绳主权的范围之内，坚持对华“政经分离原则”，推行“一中一台”政策。而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正通过基辛格秘访北京，试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加之中国海峡两岸都反对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以美方并未完全接受佐藤的主张。美国政府与国会一致表示，美国对钓鱼岛主权不持立场，将这些岛屿的实施政权交给日本并不影响各方对该等岛屿主权的主张，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由此可见，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在钓鱼岛问题上，都并非日本追随美国，而是日本主动“带节奏”。这导致中日关系无法实现正常化。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自民党推选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其对华政策才发生根本改变。日本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52年后的今天，日美首脑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在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促使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中国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如果意味着和平统一，与中方立场并无分歧，但若包括在美日军事威慑下的台湾“和平独立”，则是中方绝不接受和坚决反对的。于是，今年5月3日，拜登政府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共同利益，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并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减少误会。这对日本当局是个“冲击”，但日本右翼议员仍在企图通过议会管道组织日美同台湾的所谓安全对话。
在日方要求下，美方在这次首脑联合声明中再度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甚至增加了一条所谓“日美两国也共同反对一切有损日本对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施政的单方面行动”。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坚持把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错误立场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等于日美间接承认，实际上日本对钓鱼岛并未实现所谓有效“施政”或“统治”。与此同时，美方再度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的主张。
很显然，菅义伟内阁在台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不仅继承了当年佐藤荣作的立场，也贯彻了安倍晋三内阁的既定政策，在具体步骤上也沿用了安倍的套路。在这方面，拜登执政以来，包括日美“2+2”会议以及日美首脑联合声明，都是日本在“带节奏”，拿方案让美国认可。这必然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受损，有可能持续恶化。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钓鱼岛问题已不再像1972年时是一个可以“搁置”的局部问题。当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就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把它先放一放，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日方不再承认中日之间有需要解决的领土问题存在；第二，日方也不承认中日之间曾经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第三，从2014年奥巴马政府开始，日本连续向三届美国总统带节奏，敦促美国高层表态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第5条。第四，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适得其反，中方则后发制人，保持对钓鱼岛领海的常态化巡航。2008年日本的海保船撞翻了台湾省渔船后，中国政府表示抗议，迫使日方向台湾船主道歉。随后，当时的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领海进行了首次巡航。在这个背景下，日本自知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不占理也不占势，于是希望美国能够替他撑腰，应对中国，并将钓鱼岛作为一个战略支点，撬开中美关系，形成美日联合对华的战略格局。面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及今年2月出台的《海警法》，日方危机感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局进一步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国内民族情绪，渲染“中国威胁论”，藉以推动日本国民支持修宪。
安倍的国家战略主要包括对内修宪；对外打造美日澳印四国联盟。实际上，钓鱼岛问题已成为目前日本推进国家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或最重要的抓手。当然，不同的日本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安倍在第一任期便提出了针对中国建立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强大之后，日美同盟不足以抑制中国，必须加强跟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日本的这种印太战略已运作多年，2017年促使特朗普政府制定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同中国全面对抗，这次又促使拜登联合声明中强调“塑造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日美同盟”。安倍的这些路线和政策包括他的历史观、战争观，都继承其外祖父岸信介。二战后，岸信介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因亲美反共而被美国扶植上台，成为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鼻祖，积极主张修改战后宪法。因当年出席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曾为日本战犯翻案，所以岸信介高度重视同印度发展关系。安倍也不例外，其国家战略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底色。
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及台湾附属岛屿，本无争议，但日方有不同看法，因此产生了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的争议。实际上，钓鱼岛从来不是琉球的一部分，琉球群岛（如今的冲绳县）也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这是琉球学界的基本共识，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既然中日双方对钓鱼岛归属认知不同，那么两国可以就此进行理性对话、交流和沟通。但日本当局自知钓鱼岛历史上不是他们的，所以回避1895年窃占钓鱼岛之前中国拥有这些岛屿的历史史实，封杀这方面正确知识的传播，竭力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进行单方面“洗脑”式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的灌输，包括修改教科书及建立固定的展馆等。
实际上，日方拿不出一件可以在国际法上站得住的证据证明钓鱼岛列岛属于日本。日本从1895年到1945年通过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这期间日本民间人士在岛上的殖民开拓行为根本不足为据。战后伴随《马关条约》作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所有从中国窃占的领土归还给中国。日方所谓根据日美《旧金山和约》第三条，钓鱼岛属于日本同意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范围，但实际上所谓“西南诸岛”只注明琉球群岛及大东岛等，根本就没有钓鱼岛或日方所说的“尖阁诸岛”。所以，日本无论从历史、法理还是从现状，都没有任何根据占有钓鱼岛列岛。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客观情况看，涉及中日政治、安全关系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钓鱼岛究竟是属于谁的，需要不断澄清争议。我认为，在日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以及日本民众对华感情的改善。
黄大慧：日美首脑会谈后的中日韩关系走向
2021年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幷与拜登举行会谈，这是拜登就任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加强日美同盟，利用“印太”遏制中国成为此次访问的重点。除此之外，菅义伟与拜登就经济合作、疫情防控、气候变化、安全保障等主要议题发布了联合声明，在这些领域处处针对中国。其中，在经济合作领域，两国明确了在5G技术、网络安全方面的进一步合作，意在集中两国技术，在尖端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在气候变化领域，日美设定了2050年碳排放为零的目标，藉此施压中国，促成中国给予合作。在疫情防控领域，日美达成了通过“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加强彼此之间以及对“印太”各国的疫苗供给，试图与中国在“疫苗外交”方面抢占话语权。在安保领域，日美除了反对“中国在东海以及南海地区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外，还再次确认了“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幷破天荒地标记了“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等内容。日美两国领导人还就中国香港与新疆的所谓人权问题表达了共同“关切与担忧”。
众所周知，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所以，日本领导人访美高调宣扬日美友好，加强双边关系，这是意料之中的。但令世人关注的是，菅义伟访美的核心话题，始终是围绕中国展开的，如何应对、牵制、遏制中国，成了日美首脑会谈的主要内容。
此次日美首脑会谈与此前3月16日举行的日美外长与防长“2+2”会谈如出一辙。那次会谈的大部分内容也都与中国有关，日美不仅刻意强调双边同盟的“基石作用”，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尤其是，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十分罕见地公然点名批评中国，胡说什么中国的行动“不符合国际秩序”。
早在2015年4月，日美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就已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日美同盟的基本战略目标，但彼时双方“担心引发中国的不满甚至摩擦”，幷未明面上过分针对中国，表现得比较“克制”。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日美，无论外长与防长“2+2”会谈，还是首脑会谈，不仅遏制中国成为核心议题，而且胆敢公然直接指责中国。尤其是日本，在“挟美制华”道路上越走越远，扮演起急先锋的角色。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中方要使用“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战略附庸，不惜背信弃义、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令人不齿、不得人心”这些词语，对日本进行猛烈痛批了。在我们的印象之中，这种情形，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好像还是第一次。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72到1992年的“友好期”或“蜜月期”、1992年到2012年的“过渡期”或“摩擦期”，以及2012年之后的“对抗期”。事实上，自2012年前后，伴随中日关系竞争性、对抗性加强，日本已开始视中国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了。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日本远远走在了美国的前头。美国特朗普政府是在2017年才明确将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的。
在东亚地区，面对中国的崛起，多数国家的反应是采取对冲策略，两面下注，而唯独日本采取制衡为主、对冲为辅的策略。2012年到2017年，安倍政府在“俯瞰地球仪外交”下，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远交近攻，挟美制华，中日关系严重恶化。2017年后，鉴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制衡中国的政策难以为继，于是强调中日关系要“化竞争为协调”，对对华政策做出策略性调整。于是，才有了特朗普“美国优先”背景下的中日关系重回正轨趋势。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日关系的转圜是有限度的，“中日接近”更不意味着“日美乖离”，必须认清中日美关系的表象与实象，切不可抱有不符实际的一厢情愿的幻想。
拜登上台之后，宣称要修复与其盟友的关系。对此，日本抱有非常高的期待，试图藉机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幷构筑遏制中国的反华统一战线。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不同，此番日本在日美同盟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从近期日本的表现来看，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仿佛又回到了2018年前的“竞争”状态。基于这样的判断，是否可以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态势宣告结束了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循环过程，现在是否进入了“再恶化”的状况？中日关系能否走出这种循环？这些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再从中日韩关系的视角来看，面对中国的崛起，韩国和日本的反应和战略选择是有很大差异的。如前所述，在东亚地区，面对中国崛起，只有日本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制衡策略，其他一些中小国家皆采取对冲策略。韩国总体上把中国发展作为本国发展机遇，幷不像日本一样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韩国虽然与日本同为美国的盟友，但这幷非意味着韩国对华政策与日美步调完全一致。韩国方面最近明确表示，美国是韩国的最大盟友，中国又是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展望未来，随着影响中日关系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因素，仍将对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历史问题，第二个十年是钓鱼岛问题，那么第三个十年台湾问题可能成为中日争端的焦点。中日未来在钓鱼岛问题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未必很大，因为双方深知钓鱼岛冲突的巨大危险性，且积累了一定的管控经验；而历史问题由来已久，难以造成震荡性的影响。相比之下，台湾问题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且日益凸显起来。此番日美首脑会谈，自1969年以来重提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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