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向荣：美朝双方新一轮的互动即将展开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从美国政府换届与朝鲜半岛政策变化的角度，来谈谈“美日峰会与朝鲜半岛”。
第一，关于美朝相互认知与双边关系的变化。
众所周知，外交是国与国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国领导人的主观认知，对外交决策有重要影响。主观认知决定政策走向，进而影响政策实施。
具体到美朝关系，美国方面如何看待朝鲜这个国家、如何看待朝鲜领导人，直接影响美国的对朝政策，朝鲜亦如此。美国政府换届了，金正恩还是金正恩，朝鲜还是朝鲜，变化不大，但是美国对朝鲜及其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在特朗普眼里，金正恩和他是某种“fallinlove”的关系。朝鲜也知道，特朗普这样“独特”的领导人对朝鲜来说是一个机会。
拜登对朝鲜领导人的看法与特朗普截然不同。早在2019年5月，拜登就曾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发问：“我们是一个向普京或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和暴君张开怀抱的国家吗?”朝中社当即刊文予以驳斥，文章题为《连人类最起码的品格都不具备的败类徒劳的丑态》，称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亵渎朝鲜最高尊严，是无可容忍的严重政治挑衅。
从主观上讲，朝鲜是很希望特朗普连任的。拜登政府上台是朝鲜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政府换届对朝鲜而言很可能意味着以往与美国达成的某些共识、默契可能化为云烟，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会急转直下。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28日国会演讲中称，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对美国构成威胁，将通过外交和严厉威慑加以解决。据朝中社5月2日消息，朝鲜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局长权正根发表谈话称，美国当权者在首次施政演说中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对朝立场，不能姑息纵容；美国把朝鲜的自卫能力诋毁为“威胁”，是对朝鲜自卫权的侵犯；如果美国依旧从冷战思维出发，通过陈旧落后的政策来操纵朝美关系，“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不可收拾的危机”。“互怼”是美朝互动的主要形态。在美国政府选举和换届过程中，朝鲜一直在观察美国的政局变动。从朝鲜长期的语言风格来讲，对待拜登政府的一些批评和表述符合常规。
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度看，特朗普时期的对朝政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总统主导、自上而下地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这种模式现在已经不太可能重现，拜登时期的美国外交会回归一个正统的、建制派主导的对朝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4月30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宣布，拜登政府已经完成了对美国对朝政策的评估与审查，政府将实施“经过校准的”、“切实可行的”对朝政策，在特朗普的“大交易”和奥巴马的“战略忍耐”之间寻求一个中间道路。目前美国拜登政府尚未对外公布其新对朝政策的详情。
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韩国曾积极斡旋美朝首脑峰会，在新的背景下韩国还能不能再度扮演重要的斡旋者角色存疑。4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称，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绕来绕去，没能把事情做成”。对此，特朗普回击称：“我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认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他从来就不尊敬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我才是一直阻止韩国遭到侵略的那个人，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我已经不在那里了。文在寅作为总统和谈判者都是很软弱的，除了涉及对美国的持续的、长期的军事掠夺。”客观地讲，在特朗普任期内，朝鲜对外展示的核能力以及远程投射能力都在提升。从政策评估角度来讲，以无核化为目标的国际社会对朝行动是失败的，特朗普四年再次给了朝鲜一个增强核遏制力的空间。不仅如此，美国建制派对特朗普处理与朝鲜的关系的方式极为不满：作为一个全球霸权国的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新加坡、河内、板门店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将外交主导权拱手相让。这在拜登时期几乎不可能重演。从韩国方面来讲，文在寅政府还是希望美朝能够在新加坡会晤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再往前迈一步，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向前迈进。韩国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5月21日的韩美首脑会晤备受关注。
第二点，讲讲美日峰会与朝鲜半岛问题。
2021年4月16日举行的美日首脑会晤，对于日本外交来讲意义非同寻常。作为拜登政府正式会见的首位外国元首，日本首相菅义伟对此次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把日本关于朝鲜半岛、钓鱼岛等方面的安全关切统统兜售给拜登政府，试图对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施加影响。从对外透漏的信息来看，日美峰会对美国的半岛政策有重要的影响。菅义伟这次着重强调，朝鲜的威胁不只是远程导弹，中短程也会对日本有非常严重的威胁。这与特朗普时期相比变化明显：特朗普时期，美方和朝鲜之间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或者说是共识，就是只要朝鲜不触碰洲际导弹和核试验这两条红线，美方和朝方就可能达成某些交易。因此，日本在特朗普时期就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认为其自身的安全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保护和重视。在菅义伟和拜登这一对领导人的带领下，日本要把自己的安全变成日美共同的安全，这是非常明确的信息。
在2021年5月5日发表的G7外长会声明中，有两段话直接针对朝鲜，内容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关于朝鲜的人权，包括朝鲜人权的记录、朝鲜在关闭边境以后可能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因为现在能坚守的驻朝外交官、媒体记者等比较少，朝鲜境内现在发生了什么，外界不清楚，所以G7外长会对朝鲜国内的人权状况非常关切。第二点是关于无核化问题，G7共同的声音对外传出清晰信号，即“CVID”式弃核，就是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要求朝鲜完全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这种新的提法基本上是告别特朗普时期的对朝政策，至于在哪些方面可能展现灵活尚不清楚。G7外长声明还强调，其它国家在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中应该要受到更多的监督，虽未点名但可能主要针对中国。而现实是，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朝双边贸易额2020年大幅度下降80.7%，只剩下5.39亿美元。
第三点，不使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恶化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朝鲜手里。
朝鲜有自身的安全诉求，采取了一些自认为能够捍卫其安全利益的行动。国际社会一系列关于朝鲜的制裁决议和行动，包括联合国决议，大多是对朝鲜行动的反应。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只要朝鲜不进一步采取行动，那么其它国家没有理由采取激烈反应，特别是对美国拜登政府而言。在拜登政府的议题中，国内议题优先，特别是弥合国内的社会分裂、控制疫情、稳定经济等成为重要优先事项。在国际议题上，气候变化、俄罗斯、中国等议题的重要性都超过朝鲜议题。尽管美国依然把朝鲜视为重要的安全威胁，但如果朝鲜不再继续采取刺激行动，至少可以保证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不会再恶化，而且还有可能得以出现某种转圜。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朝鲜手里的。朝鲜如果能认清这样的大势，它的国际环境或迟或早会得到改善。如果它继续对抗国际社会的话，这对它而言可能不是好消息。通常，在美国政府换届的时候，正是最考验各国政府外交智慧和定力的关口。当然，朝鲜有自身的逻辑和对国家利益的考量。
经过四个多月的评估以及与日本、韩国、欧洲盟国的沟通，经过与特朗普政府参与对朝谈判的高官的接触，美国拜登政府可能于5-6月份公布其对朝政策核心内容，这条“经过校准的”、“切实可行”的中间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取决于各方的安全关切是否能得到较为平衡的重视和回应。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美朝双方新一轮的互动即将展开。
周永生：日美紧密联合针对中国的格局形成
非常感谢给我这样一个题目，就是美日首脑会议之后的东北亚局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宏观战略的考虑，我的思路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形成了由过去日本在中美之间相对中立变为现在日美紧密联合针对中国的格局转换。我认为，我们对这一格局的转换事先是有预判的，因为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事先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了电话，警告日本不要把手伸得太长，干涉中国的事务。实际上就是警告日本首相访问美国时不要点名批评中国。估计王毅外长并没有明说，日本应该能够理解中国这种表达的意图。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实情况是日本毫不反思和反省，更加肆无忌惮地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批判中国，批判中国的人权问题，批判中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对台湾表示关注关切等等。这一类话语正是我们反感的。这是1969年以来，日本首次公开在国际声明中对中国进行点名批评，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严重的，带有历史性格局转换的模式。过去，尽管日本实质上站边美国，但仍想保持某种中立，在中美之间表现出某种平衡，现在，日本连表面上也都站到了美国那一边，这是第一个大格局的变化。
第二个方面，四国联盟由原来不断扩大和明确范围转变为要以日、美两国为基轴，所以，实际上日、美两国已经成为四国联盟的核心，或者说是轴心。原来尽管也是核心但没有明确提出，现在通过联合声明明确提出来，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际地位已经大幅度提升，甚至提高到超越了印度和澳大利亚，已经和美国在形式上平起平坐的状态，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第三个方面，美国对华战略由特朗普后期对中国的全面打压，转变为竞争和合作、相互对抗的全面组合，日本虽然考虑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在追随美国战略的变化。特朗普在后期几乎和中国彻底翻脸，全面压制、围堵、打击中国。但是拜登上台后，实际上没有追随特朗普的极端做法，而是有一个区分，用沙利文的话来表达就是“该竞争的领域要竞争”，比如在高科技领域和中国竞争，在“该合作的领域要合作”，比方说在朝核问题、环保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上和中国合作，未来经贸领域也应该是一个合作的备选项，以及在“该对抗的领域进行对抗”，毫无疑问就是在安全和军事领域。这个层次非常明确，有步骤有计划。日本也会全面追随美国，因为这三个层次的战略也完全的符合日本的利益。
第四个方面，美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增加防卫力量，也就是支持日本增加军力，使日本开启了加强军力的合理名头。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不仅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也受到了国际体系的制约，没有理由进行大规模军备扩张，但是日美这样的联合声明等于明确支持日本扩张军事力量。就目前来说，日本没有太大的军事力量扩张的国内环境，也没有这样的内生动力。但从国际环境来说，日本有大规模制约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需要，这也是它一直在周密考虑的。现在美国提供了日本一个合理扩张军备的名头，一旦需要的话，比如海峡两岸如果发生危险性或者是冲突性的举动，还有可能刺激日本修改国内宪法，使安倍过去推动几年都没有成功的修宪，发生迅雷不及掩耳的转变，在短时间内实现宪法的修改。
王键：围绕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空前复杂
当前，围绕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空前复杂，在长期以来的美日因素之外，多种不确定因素急遽增加，台海地区愈加跌宕。
一，日美携手深度介入台海地区。美国拜登新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与日本举行主要指向中国的“2+2”会谈。2021年3月16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日美“2＋2”会晤。本次日美“2＋2”会谈是自2013年以来时隔7年半再度在日本举行，会晤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点名指责中国的行为“与现有国际秩序不符，给美日同盟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挑战”。声明还将中国不久前出台的《海警法》称为“破坏性事态”。这是历次美日2+2会晤针对中国措辞最为强硬的一份声明。两国也确认年内将再次举办“2+2”会晤。
在“2＋2”会晤前，岸信夫与奥斯汀举行了拜登政府上台后的日美首次防长会晤。日美防长不仅就台海可能发生的“不测事态”表达关切，还确认在台湾突发事态之际将密切合作，宣称大陆若武力“攻台”、美军驰援台湾，日本自卫队将考虑提供协助。岸信夫在会谈中提及飞越所谓“海峡中线”的大陆军机骤增。日美双方一致认为局势紧张加剧或将导致武力冲突。岸信夫称，与台湾海峡地理位置较近的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将受到很大影响，声称今后有必要探讨自卫队能为前往支援台湾的美军提供何种协助。报道称，把台湾突发事态作为会谈议题的要求由美方提出。
一个月之后的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拜登总统在华盛顿举行日美首脑会晤幷发表联合公报宣称，“我们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是自1969年以来，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写入有关台湾的内容。
1969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脑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称，“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同年6月，日本政府在回复在野党议员质询时表示“对于支撑台湾条款存在的地域形势的认识已经改变”。同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52年，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中都不再直接提及台湾问题。
2005年2月1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时任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时任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举行日美“2＋2”会晤。在会晤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美日首次具体提到台海问题，并将“鼓励以和平方式经由对话解决台湾海峡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月17日明确回应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日发表任何涉台共同文件，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
此次2021年的美日联合声明“点名中国”更清晰表明美日同盟的战略意图所在，也证实拜登新政府试图以对华强硬姿态刻意重塑美日同盟。在“2+2”会谈前美国国务院就刻意发表题为“重申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的文件，宣称“美国对日本防卫的承诺是绝对的”，并宣扬将共同“对抗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的挑衅”。
另外，G7外长会议于5月5日发布公报，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及世界卫生大会(WHA)，同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G7外长会议公报首度列入台湾，对此声明内容表示高度欢迎，并诚挚感谢G7成员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与肯定。
紧接着，法国参议院在日前召开会议，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全票通过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法案，鼓动法国政府支持中国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等。
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与日台关系走势。自2020年9月16日菅义伟上台主政之后，其执政业绩的亮点匮乏。受疫情持续恶化以及民生经济颓废等的影响，其支持率连续下跌。根据时事通信社今年3月的民调，日本国民对菅内阁的支持率相比2020年9月上任时下跌了16.2%，目前不足35%。所以，菅义伟亟待在外交方面打开局面，以为今年9月份维持执政的目标争取更多的民意。但日本的外交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日本国内政治和国家利益决定的。此次日本深度介入台海问题，也是出于其国内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
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公开对台海问题表示“关注”，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但菅义伟返日后在国会上又迅即“澄清”日本没有预设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前提”，且日本外务省对内公布的日美峰会会议纪要中也避谈台湾问题。菅义伟在日本国内外不同语境下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判若两人，甚至出现矛盾情况。
但日本对台政策也确实在进行调整，今年2月10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外交部会成立“台湾政策研讨专案小组”，专案小组召集人是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小组顾问由“日华恳”会长、众议员古屋圭司担任，小组副召集人由曾任自民党青年局局长、前外务副大臣铃木馨佑担任。佐藤正久表示，大陆对台湾施压的力道愈来愈强，这可能影响日本的安全保障。自民党外交部会事务局长、众议员山下贵司对媒体表示，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共同的想法是为了实现和平且安定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台湾问题是无法避开的。台湾政策研讨专案小组会议将战略性地探讨许多议题。
就目前而言，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秉持安倍对外战略的菅义伟内阁仍以稳定对华关系为要，很难因为台湾议题而与中国彻底翻脸，但非常“熟知”两岸的日本始终在“妙用”台湾问题试探中国的底线，同时观察中美矛盾的程度，以为日本保持足够的战略迂回与“对冲”余地。众所周知，日趋紧密的中日经济联系是日本经济的强大支撑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今年1月13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年度国际战略报告——《危局与新局：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0》指出“回顾2020年的中日关系，虽然遭遇新冠疫情、安倍辞职、美国大选等的冲击，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短板再次显示出中日关系脆弱的一面；但在涉及全局的基本面、特别在经贸领域，却也经受住了考验，展示了基础上韧性的一面”。简言之，日本要保持自身安全与经济发展，就不能对中国采取战略硬对抗，但又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保持与美国协调一致，这就给中日关系增添巨大之不确定性。
就日台关系而言，在蔡英文第一任期内，日本期盼已久的福岛五县食品解禁依旧没有进展，此乃日台关系多年“徘徊”的一大因素。借用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福田圆的表示就是，这一问题的“长期化、深刻化，成为制约日台关系发展的羁绊”。另外，2018年国民党主导的“反核食公投”高票通过更使蔡英文当局试图解禁陷入困顿，不仅让台湾加入CPTPP不克落实，更导致台日经济深度合作进程迟缓。再就是以冲之鸟礁渔权争端为焦点的台日渔业纠纷久而不解，虽然“反核食公投”二年有效期已届满，但最近日本决定向公海排放核废水以及福岛核泄漏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排除等因素，福岛五县食品解禁势必遥遥无期。再加之CPTPP的若干成员国尚没有完成立法程序，蔡英文当局急迫加入CPTPP的愿望唯有“竹篮打水一场空”。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成为全球最大自贸区。RCEP协议的签署，既是中国与日本的一次互利经济合作，也是中国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的里程碑，而台湾则被排挤在外。
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布局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日本基于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含有更大的现实利益考量。同时，日台关系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只是依附于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部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或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将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影响。简言之，未来的日台关系将持续结构性矛盾交织，此起彼伏且跋胡疐尾之“低潮与徘徊”。
与会者简介
王键：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日本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日本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台湾经济史）。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台湾史与东亚区域关系史。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创新项目首席研究员、美国外交优势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担任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学会日常工作。主要从事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的研究。曾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访学。
胡继平：1967年出生，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研究。曾任日本法政大学特聘研究员、朝日新闻社客座研究员等。
刘江永：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兼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可持续安全理论，重点研究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
黄大慧：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亚太安全、中国周边外交、日本问题研究等。学术代表著作有《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等。
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问题，学术著作有《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南韩创造奇迹》、《列国志韩国》、《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等。
周永生：外交学院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特约研究员、中华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有日本外交、经济外交、国际关系。学术代表著作有《经济外交》、《战后日本外交》、《大棋局—中日美关系风云五十年》等。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