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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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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意象三角”作用于两岸关系的过程 |
中评社╱题：新世纪以来中美互动下的两岸关系外部因素――基于“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 作者：宫高杰（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国际关系博士研究生；孙云（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摘要】两岸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意象互动博弈的结果，其中外部环境意象是影响两岸关系的一大变数。在国际体系意象中，东亚地区体系的结构性变动是影响两岸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在国家意象中，中美等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对两岸关系的缓和、紧张起催化作用；在个体意象中，决策者对台湾问题及当时所处环境变化的认知直接作用于两岸关系。三类意象既分别作用于两岸关系，又相互影响。本文将意象分析与“战略三角”博弈模型相融合，提出“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通过在“意象三角”模型中的角色分析和演化结果显示，两岸关系在三类意象的不同组合关系中呈现出“前景最优”、“前景次优”、“前景堪忧”和“急剧恶化”四种情况的发展走势。
新世纪以来，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东亚地区权力格局发生巨大转变，台湾地区在此形势下也不断追求超越自我身份和实力的地位。国家间的竞合关系影响着台湾地区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尤其是中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此外，由于美国多元决策体制的特性，决策者直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因此决策者因素也是影响两岸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三类意象不仅直接作用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相互间也会产生互动和影响。本文提出“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两岸关系在该模式下产生了多种可能的发展走向。
一、意象分析与“战略三角”的融合建构
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分析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原因时，使用了这一概念。〔1〕他认为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不仅是国家因权力和力量失衡而导致，国际体系在结构层面也规范了国家间发生互动的方式。同时，他将个体意象作为制定和形成对外政策实际影响因素。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强调将国际体系与国家两种意象相结合来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尽管他没有将个体意象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变量来解释国际关系，但是他对华尔兹在个体这一意象分析上的开创性尝试持肯定态度。他们都强调将意象因素作为分析国际关系过程的自变量，注重塑造国际体系对整个国际关系过程的分析和解释力，侧重于从国际体系的宏观层面来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2〕实际上，个体、国家和国际体系三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相互嵌入在研究对象之中。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动影响行为体之间发生互动的方式和作用。在国际体系中，若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行为体，就会发生权力失衡的情况，体系的约束力就会减弱，行为体之间可能会因失衡的国际体系结构而发生冲突，也容易导致行为体在对外政策上的扭曲。相反，当国际体系中的权力高度分散时，那么该体系将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3〕而一国对外政策取向也会影响国家间的互动模式，国家对外行为实践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行为动机，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应，幷取决于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又与国家自身所处的国际体系政治环境相关，最终还会影响到体系的性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也认为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战略选择和互动塑造了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结构状态。〔4〕此外，行为体对外政策形成以及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也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风格和心理认知。决策者的认知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行为体的立场，幷且这种改变会外溢到地区和国际体系中去。〔5〕行为体的对外政策也受到决策者对环境变化感知的影响，决策者对决策环境越敏感，对不同观点和不同信息的吸收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弱。〔6〕决策者的个人经历也会影响和塑造其决策风格的形成，基于决策风格基础上的认知会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三类意象在描述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现象时，不仅分别作用于研究对象，而且三者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对于分析某一具体事物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时，具有较强解释力。当三类意象相互交织幷两两产生互动时，就会对研究对象形成新的作用效果，这种作用过程就是三角互动的过程。
“战略三角”最早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提出，他在论述中、美、苏三角关系时引入了“战略三角”博弈理论，幷将三角关系互动的结果演化为三种类型：即“三角共处”（ménage à trois）〔7〕——三角之间的良性互动、“浪漫三角”（Romantic Triangle）——其中一角与另外两角关系良好而另两角之间矛盾冲突、“稳定的婚姻”（Stable Marriage）——其中一角分别与另两角矛盾冲突而另两角之间关系良好。〔8〕后来的研究者又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对“战略三角”互动模型进行了完善，补充了第四种演化类型——“紧张三角”（Tension Triangle），即三角之间关系相互冲突。〔9〕但是在众多关于“战略三角”的文献中，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将三角界定为单一行为体，即国家或地区这一中观意象层面，将中观意象的行为体布局于三角之中，在这个单一层次上考究三个行为体之间在“战略三角”中的互动状态和演化结果。诸如对冷战期间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以及冷战后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日等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三角”关系的研究。在研究台湾问题时，国（境）外学者多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引入“战略三角”模型中讨论，幷演化出不同类型的互动结果，〔10〕这一三角关系缺乏合理、合法性，对台湾地区的归属问题预设了前提，实际上是将台湾地区单独作为一个具有“主权”的行为体来论述的，这显然严重违背法理事实，违反“一中原则”，必须加以严正批驳。因此国内学者在研究台湾地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幷无前述之论述，而是将其严格置于一个中国框架下来讨论的。此外，也有学者提出“跨层次分析方法”或“混合层次分析方法”等意象分析模式，〔11〕但对该模式如何作用于研究对象则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两岸关系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如何在众多外部因素中找到影响两岸关系的脉络规律，梳理两岸关系发展走向，仍是当前值得探讨的问题。前期学者们无论是讨论大国“战略三角”关系还是将其运用于两岸关系中，都是从平面视角出发，讨论了单一意象上的三角互动模式。但实际上两岸关系不仅仅是国家（地区）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反应，也与决策者的认知差异和行为体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有关，这三类意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才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趋势的主要外部因素。三类意象中的每一意象分别对应于“战略三角”中的每一个角，由此引发的三角互动就转变成了三类意象之间的互动过程。而这三类意象本身又居于不同层面，它们之间两两组合形成多对互动关系。将三类意象所建构的“意象三角”模型运用于两岸关系的分析，更能够准确把握其中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走向。
（图1：“意象三角”作用于两岸关系的过程）
二、影响两岸关系的外部意象
（一）东亚地区体系变动塑造两岸关系的外部环境
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地缘政治上两个大国之间的地区最容易受到体系结构变动带来的冲击。而处于东亚地区体系框架下的台湾，正好就处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交锋处，也处于东亚权力体系交汇的中心点。台湾地区实际处于中美权力交汇处的这一地缘政治特征使得台海局势极易受到中美力量对比不平衡带来的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12〕系统结构又随着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13〕在东亚权力体系格局中，存在着不同性质和类别的体系单元和类单元形态。中美作为东亚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单元构成，毫无疑问在两岸关系上起到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单元内部以及单元之间的互动对国际体系的变革会产生重要影响，〔14〕中美两个行为体之间是否保持稳定互动与和平竞争态势直接关系到两岸关系以何种形态出现在东亚地区体系框架内，进而影响到东亚地区权力体系的变动程度。
两岸关系的变化发展已成为东亚地区的焦点问题，东亚地区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动机也会对东亚权力格局产生影响幷间接作用于两岸关系。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是其得以在台海地区实现“离岸平衡”，通过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实施“长臂管辖”的主要抓手。通过携其盟友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发展来不断滋扰两岸关系。尤其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这种藉助同盟力量制衡中国，幷通过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意图愈发明显。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台湾问题作为其战略意图输出路径，对中国进行进一步的战略遏制；通过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这一本质，实现对中国的极限施压，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造成东亚地区体系结构的碎片化。台湾当局更是积极迎合美国的战略部署，通过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急先锋”，不断破坏东亚地区体系的内部结构，造成体系失衡。2020年5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强调，“希望通过在印太地区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维护台湾的和平、稳定与繁荣”。〔15〕台湾当局试图通过“联美抗陆”，在东亚体系的天平上竭力偏向美国，力图动摇原有较为稳定的东亚地区权力格局，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前任政府在东亚地区的结盟体系和利用盟友对中国进行制衡的策略，在台湾问题上更加侧重于提升台湾地区的“防御”水平，幷通过这种方式向“台湾当局”输入美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台海稳定”的信心和决心。此外，拜登政府还将通过继续实施“印太战略”为背景，充分利用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和双边安全机制来制衡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不对称”战力，通过提升潜在的“威慑”可信度和“威慑”预期，塑造有利于“协防”台湾的外部环境。
尽管中美在台湾问题各持立场，存在分歧，甚至有时还会发生低烈度的外交冲突，但这些分歧和冲突都始终处在全球性形势变革的过程当中。在这一过程中，来自诸如中东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海上能源安全、核扩散等全球性挑战都是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台湾问题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热度”。通过对共同的挑战积极应对，国家间的互动和互信也得到加强，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结构稳定与和谐，由此也保证了发展两岸关系所拥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中美互动影响着两岸关系发展变化
从外部环境发展来看，两岸关系发展变化受到中美两国的利益博弈与关系互动的影响。自2000年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竞合交替变换的状态。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双方在全球领域必然会出现国家利益和战略布局上的交集，这种交集使双方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形式的互动。在东亚地区，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博弈直接表现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和立场变化，因此两岸关系也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与紧张出现交替性变化的特征。
小布什上台之初，极力推行单边主义，一度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幷采取在亚太结盟的方式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围堵。美国一直以来的战略目标是竭力遏阻中国突破“第一岛链”，而台湾正处于“第一岛链”中心位置上。通过利用“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所构成的岛链战略，缓冲中国对台海以东的战略力量投射，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从而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美国认为中国在台海地区所布局的军事力量不仅旨在防止台湾具备“独立”的条件，更深层次的战略目标在于准备在对“台独”威慑无效时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6〕如果中美之间以这种方式持续互动，很可能会加深双方对彼此的“战略互疑”幷引发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双方的安全互动将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轨迹，这种安全互动必然会波及两岸关系，导致台海出现紧张局势。加之陈水扁当局在此期间又搞所谓的“和平公投”和“入联公投”，导致两岸关系一度剑拔弩张。
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一上台就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挑战，因此复苏美国经济，成为其执政初期的优先事务。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为：以“重返亚太”为全局战略部署，但是依旧承诺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在台湾问题上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通过对中国实行“接触——遏制”两面下注的策略，力图压缩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幷在台湾问题立场上保持所谓的“现状”，对台湾实行“战略模糊”的布局。实际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维持两岸现状，以“双重威慑”为互动方式，力图防止两岸发生任何改变现状的情况，以降低美国陷入台海风险的可能性。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美能够较好地把握台湾问题互动的量度，且中美双方对彼此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表示欢迎，都认为中美应携手维护包括台海局势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17〕此外马英九执政时期也主张两岸“外交休兵”，这一时期两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在两岸关系上，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单方面破坏台海现状，幷企图通过强化对台湾的“实质帮助”以对抗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战略优势。而这实质上是为了后续的对台军售做铺垫，这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触手可得的利益。2020年7月和10月，美国国务院分别批准了来自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的总价值为6.2亿美元和1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10月的军售武器中，包括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防区外精确打击导弹SLAM-ER、F-16战机新型侦察吊舱等一系列具有攻击性的武器设备。对台军售的武器性质由防御型转变为攻击型，这表明美国有意挑拨两岸关系。美台之间相互勾连，刻意制造台海紧张局势，造成两岸关系持续对立。实际上台湾当局决定对美军购幷不能够增强其军事“防御”能力，而是欲通过与美国达成武器贸易协定，确保美国会履行承诺，帮助台湾抵御来自大陆的“潜在军事威胁”。〔18〕实际上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台军售不仅不能解决台海安全问题，反而会给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息，加剧两岸关系对立与台海紧张局势，这也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拜登上台后，美国国务院随即就对台湾问题做出了“强硬”声明，指责中国大陆通过多种强势手段对台湾进行“施压”，美国新任国务卿也对台湾问题进行了强硬表态，声称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寻求和支持台湾保持自卫的能力。〔19〕2021年3月，在中美安克雷奇会晤中，双方剑拔弩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陆指指点点，在其他领域，双方的认知分歧巨大。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公开表明不支持“台独”，〔20〕长远来看，中美关系发展的总体态势将影响中国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与能力。双方信任感越强，在应对两岸关系上的灵活度就越强，也会更富有创造性，反之则会导致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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