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时殷弘论“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 作者：时殷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薛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访谈对象：时殷弘（北京）
访谈人：薛力（北京）
访谈时间：2023年7月22日下午
访谈地点：北京
时殷弘：“一带一路”十周年综论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随后，习主席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正式将两个倡议合并在一起，作为中国加强周边外交的重大战略指导。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要求，“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可谓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8年8月，习主席就“一带一路”强调要画好“工笔画”，由此更具体更切实地指示了这项事业应有的根本路径。
在就“一带一路”已有的大量讨论中，需要显着加强目前还很不充足的一类讨论，是关于奋发有为的同时必须审慎从事的。需要就“一带一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和高铁项目输出等等的设想和筹画去思考相关问题。它们归结起来，就是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必须将它们真正地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关键的瓶颈在哪里？在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真正以共创为目标实现扩展和深化。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来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当代生活经验的对接，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受欢迎，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特殊性，甚或在有些场合跟我们相反的取舍倾向。否则，我们就会重蹈我们自己反复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
还有，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意几乎都来自中国。这是不应当的，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意刻意地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必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严格地说，只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才是唯一算数的。
中国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印度的反感，并且引发和加剧中亚各国、东南亚国家、南亚及印度洋小国的猜疑。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对华地缘战略意义大致只用关起门来自己议，不应当少有顾忌地公开讲，否则只能“证实”外国的担忧和猜疑。要充分地认识到，在上述各国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固有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各国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假如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对于外部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推进“一带一路”等宏伟项目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因此，一定要分阶段，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我们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要仔细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一项项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的和具体的战略设想，甚或战略规划。要根据经过持久证实的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抱负、实践力度和规划，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快和加强，在另一些方面放缓和收缩，以待基本条件改善，以待拟合作国家在它们自己的参与利益与参与风险之间作权衡和平衡，并且较多地倾向于参与利益。为此，最重要的是真正衷心地互惠共创，以至于共有共管。要尊重对方，礼让对方，乃至熏陶对方。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对外经济项目必须从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视角去看待。由此而来的一项重大要求，是尽管其中的不少组成部分必须首先服从非经济、非财政的目的，亦即优先服务于外交、战略或政治目的，从而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接受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负面效应。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必须产生经济、财政利润，否则从长期来说，所需的中国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也因此，审慎地从事经济、财政评估，不让它们总的来说成为中长期的亏本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设项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线。而且，由于它们大多将处于经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境内，这项必需或底线就特别要在规划和实施中予以注意。
在激烈、复杂的南海争端与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由于越南、缅甸、印度三国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相对最重要、最长远的意义，也由于它们尤其印度的对华猜疑、防范相对强烈，加上它们现有的对华关系状况相对较差或甚差，因而中国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方面有个短期和中长期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尽可能地减小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如何使之逐渐在参与利益与参与代价或风险的国策权衡中．尽多地倾向于前者。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南海争端、中印领土争端和中印边界间或紧张加剧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所以中国面对一个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安排难题：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争端和中印领土争端究竟孰先孰后，孰易孰难？需要做出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关于这方面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正确决断。
还需谈到中国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面向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缘的高铁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创设，外加中国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区域进一步扩展经济存在的宏图和实践：所有这些动态伴有一种不利的政策观念，即中国的许多官员、机构、学者和媒体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压倒性地置于中国西面，或曰西进，而太少考虑、呼吁和规划东进、北进，也就是跨越太平洋和欧亚内陆的进一步经贸途径，或者说与发达国家的更大规模的互惠开放。
虽然中国可以从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缘、亦即“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并且产生更大外交影响。可是，中国已经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矿产来源，大致不太缺乏钱财，何况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处大致只是暂时和局部的，因为这有可能减弱调结构和搞改革的倒逼压力。从长远的升级式发展来说，中国相对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广义的先进技术，而这基本上只能从中西欧、北美和日本得到。中国必须尽可能减小困难，进一步跨越太平洋和欧亚内陆两大空间，以扩大而不是缩小发达国家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作为交换条件，争取增进中国对它们的直接投资，争取吸收广义的先进技术，促进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世界技术和世界操作管理的高端的进程，以实现以小换大，或者以大换大。简而言之，这方面中国不仅要向西看，而且从长远来说更要向东看和向北看。
在当前形势下，首要的是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战和高技术战，正确应对与这方面改革密切关联的国内有关困难，以便保护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免遭大损伤。显而易见的方向是将“维稳”应用于中国经济和金融，使之成为头号国务。因此，相关的战略阵线，包括朝鲜问题，台湾、东海、南海事务操作，中美军备竞争，对俄战略军事协作，“一带一路”倡议等，总的来说已经必然退居次要地位。经济、金融维稳优先，有效应对高技术战的持续升级，尽量减小经济、金融的易受伤害性，争取实现可得可用的国家资源的合理和经久的较充裕供给。不仅如此，由于同样的原因，战略阵线与过去多年相比将进行收缩。在这个阵线上，只有台湾问题和与美国的军备竞争比其他战略事务优先。所以新的轻重缓急次序安排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2018年初以来，加剧变更的世界政治经济已开始危险的“两分”。一方面，美国政府越来越可能与其余所有发达国家分别达成自由贸易安排，成功地谋求与发达国家及其紧密伙伴一起构建新经贸规则体制。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所有各类基本矛盾严重加剧，加上美国政府实行“抱团经贸”方针，可能迫使中国少有选择，也就是只能在越来越大程度上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从事对外经贸活动。显而易见，这类经贸合作的利润前景将相当有限，中国资金将低回报甚或无回报地大量外流，与在发展中世界非常广泛、深入、急速地介入相伴的各类风险将显着增进，同时这些介入大致不会促进我们技术的广泛升级。因此，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减缓世界经济两分，阻止中国的长远前景受到历史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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