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实践逻辑
美国为保持霸权地位，不断刻意制造危机，营造地缘政治的紧张氛围，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是其关键抓手。具体来说，美国主要从塑造竞争格局、渲染产业安全、强化认知偏见等方面着手，鼓噪各国介入，其实践逻辑日渐清晰。
（一）塑造竞争格局
美国的世界霸权建立在各条与盟友或伙伴的关系线上，呈现出“点—线—面”交互共生的网状格局。近年来，拜登政府将台湾问题视为抓手编织对华关系网，组建针对中国“小院高墙”式的小多边联盟机制，以“关系/事件”框架制造了敌对意识，将两岸关系暗度为“国际关系”。美国有关“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的表态和在经贸领域与中国的主动沟通等行为，目的在于构建美国试图休战的刻板印象。唯有如此，美国的所有行动，都不可以被指责为是干涉中国内政或霸权主义，而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必要举措。这是美国以“退”为进，在涉台等问题上形成可以影响国际社会前见的“事前解释”。这实际是逼迫各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印太乃至全球范围内塑造全面竞争格局，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加速演进营造外部环境。
具体来说，美国一方面运用整体化、网络化的竞争策略，通过安全围堵、经贸脱钩、科技断链、文教隔离等方式，将台湾问题与其和中国大陆之间存在的安全、经贸、科技和文教等问题混淆一起，幷同东北亚问题、南海问题相连结，试图发挥美日、美韩、美菲和美台军事“同盟”的集成效应，塑造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如2024年9月21日美日印澳第四届四方伙伴关系领导人峰会所发布的《威尔明顿宣言联合声明》宣布新的印太地区海事培训计划（MAITRI）幷启动首次“四方海上船舶观察员任务”⑦。另一方面，美国极力渲染“大国竞争”和“中国威胁论”，以形塑中国作为“假想敌”甚至“敌对国家”的形象，将台湾地区置于美国对华竞争格局的前沿，人为制造更多的压力和冲突来巩固盟友关系。如拉拢印太盟友伙伴参与“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形形色色“小圈子”或“小多边”。
（二）渲染产业安全
在西方舆论炒作台海必有一战和中国威胁的背景下，美国在终端制造、芯片产能和生产设备等供应链方面极力推进“去中国化”的正当性便显得难以辩驳。美国以捍卫“国家安全”“产业安全”为由，试图与台湾地区联手构建“去中国化”的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幷使其同美西方国家甚至国际社会产生新的连结。
一方面，在涉台供应链领域渲染产业安全风险。半导体产业生态圈是台湾地区的独特优势，台积电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拜登政府对台湾地区在开展对华技术封锁等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多次宣称台湾是美国的“印太政策重要关切”及“可依赖的重要供应链伙伴”。吴钊燮强调台湾对半导体行业和全球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全球90%以上高阶晶片在台生产，且过半货运经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势必重创全球海运及高科技产业链，造成全球经济灾难。他还妄称航行自由是“国际安全与繁荣的关键要素”之一，台海若发生战争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2022年3月，美国伙同韩国和日本，提议直接与中国台湾地区策划建立“芯片四方联盟”，试图将该联盟嵌入美国“印太战略”部署，配合“四方安全对话”已启动的半导体供应链计划，⑧以此强化介入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另一方面，在涉台贸易领域渲染产业安全风险。美台经贸合作是美国渲染经贸安全的重要场域，其中的一个典型是拜登于2023年8月7日签署生效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实施法案》。该法案屡次提及“安全议题”，如在加强美台数字贸易合作板块，即宣称要“建立具韧性且安全的数字基础建设”等。⑨美国企图藉助该倡议与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包括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经贸协定，以“应对中国经济胁迫”为由拉拢台湾地区建构“去中排华”的产业链，将其进一步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⑩就动机而言，台湾方面试图通过启动该倡议对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形成示范效应，拓展“国际空间”，以增强应对“（大陆）经济胁迫”的能力。对此，赖清德在其“就职演讲”时便宣称，“要建构经济安全”，试图配合美国“产业安全”叙事以摆脱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进一步接轨国际经济。
（三）强化认知偏见
多年来，美国十分重视构建全球范围的宣传体系，以“制造共识”占领舆论市场，长期进行文化形象输出。在此背景下，美国设定“自由/强权”或“民主/专制”的二分框架，藉台海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对抗，推动国际社会分群，让西方民众的思考自我窄化，在无意识中将中国大陆作为敌对的“他者”，发动涉台认知战和法律战。
就价值对立而言，美国以所谓“民主/专制”、“文明/野蛮”的对立，不断强化着西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及文明价值的高度。⑪美国利用了民众对国内政治的焦虑、恐惧和不满，藉助涉台问题，虚构“中国威胁”，制造中国“沉迷过去、过于情绪化以及非理性化”等虚假叙事，将所谓的“应对中国的挑战”正当化。一直以来，台湾当局善于藉助所谓的价值对立来谋求美国的支持，凸显自身所谓的优越性。如早年李登辉就称，“美国国会传统上对于台湾抱持着同情与支持的立场。一般的美国民众也普遍认同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民主，且具有人权意识的‘国家’”。⑫
就记忆塑造来说，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建构工作密切相关。一件事在集体记忆中的印象，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众对类似事情的看法，但“曼德拉效应”说明大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与事实可能不符。在涉台问题上，美国通过突出两岸政治分歧、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造成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集体记忆的“版本混乱”。赖清德上台后，频繁扭曲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如其在2024年8月23日赴金门参加所谓“八二三战役胜利66周年追悼典礼”，将中国大陆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开展的金门炮战捏造为“捍卫台湾‘国家主权’，团结一致抵抗中国威胁”的标签，试图扭曲台湾民众的记忆认知，扰乱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
就帝国论述来说，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将传统中国界定为帝国，进而妄图获得分裂中国的“历史正当性”。“清朝的扩张主义既是帝国的，亦为殖民的现象。”⑬他们将所谓的“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与“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二元化，形成“本部—帝国”的对立框架。其虽将包括台湾、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列为“中华帝国”的重要组成，但认为在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台湾等地区应该与“中国本部”分裂，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措施，是一种“强行吞幷”的行为。赖清德当局多次强调台湾所谓“海洋国家”的性质，炒作“‘台南400’历史时刻”等，意图藉此臆造两岸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对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帝国论述为前提的又一认知操弄，试图实现“倚美”“去中”“谋独”的一体化。
三、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比较分析
多年来，美国始终在寻找扰乱中国边疆稳定的机会，妄图实施各类渗透、破坏、颠覆、分裂等活动。除台湾问题外，美国还推动香港问题、涉藏问题、南海问题“国际化”。由于美国操弄四者的侧重点既有相似亦存不同，通过比较分析，可进一步勾勒出美国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方式。
（一）同香港问题“国际化”的对比
20世纪80、90年代，英国为阻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声称“香港问题‘国际化’不论经济或政治上均是大势所趋”“为香港寻求国际间的最大支持”和“为香港问题寻求国际保证”等。近年来，美国妄图推动香港问题“国际化”，对香港滥施制裁的频率和强度皆有所增加。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美国以之为藉口，出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拓展其涉港对外制裁法律依据。2020年，美国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威胁香港自治地位为由颁布《香港自治法》，以制裁相关中国官员和其他个人及金融机构。拜登政府更是变本加厉采用人权、法治、自由等口号，通过发布“香港政策法报告”以及出台涉港议案等方式，使得本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国际化”趋向。
客观而言，美国推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国际化”的实践逻辑有相似之处，如美国以“民主牌”作为介入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的藉口。针对前者，美国妄图藉助“民主对抗威权”叙事赢得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通过邀请台湾参加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在涉台议案中引入“民主”叙事等方式为其介入台湾问题提供藉口。对于后者，美国在《2024香港政策法案报告》诬陷中国“蓄意限制香港选民选出其属意代表的权利，史无前例地塑造2023年12月10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结果”“冲击民主机关及普选制度”。⑭2023年3月，美国参议院亦通过一项“谴责北京破坏香港民主和法治的决议”。⑮此外，美国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中拉拢盟友共同介入、策略意图等方面也具有共性。
然而，由于台湾与香港问题客观上存有较大差异，美国推动二者“国际化”的实践逻辑仍有不同。长期以来，实施金融制裁一直是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推动其“国际化”的主要途径。早在1992年美国便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随后又以多篇“香港政策报告”的形式宣称“若中国香港无法达到美国所期待的自治程度，美国将有权进行相应的经济制裁”等。近年来，美国陆续通过《香港自治法》等，对中国和香港地区的特定人员、金融机构规定了一系列具有破坏性影响的经济制裁措施和体系。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于2023年11月29日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HKETO经贸办）认证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情况下，取消对香港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从而逐步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妄图藉金融制裁实现香港问题的“国际化”。在台湾问题上，科技、军事等领域则成为美国推动其“国际化”加速演进的重要方向。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利用台湾半导体优势不断试图将其纳入所谓“民主科技联盟”。如2022年3月美国便伙同韩国和日本，拟直接与台湾地区策划组建旨在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的“芯片四方联盟”。另一方面，美国不断违背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规定，以“维护台海安全”“推动两岸军力对称”为藉口屡次向台湾地区售武，甚至直接“邀请”台湾参加各类联盟军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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