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lehart指出，经验研究上政治文化发展与经济生活有高度的相关性，世界各国的经验显示，政治文化变迁多半来自经济因素，例如：经济大恐慌、能源危机，或是金融危机所引起经济萧条、高失业率等降临，政党在这些机会之窗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并进而创造好的经济荣景，当然会改变选民的经济生活，因此才可能有新政治文化认知。Ingelhart指出，处在“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时期的社会对有关“生存”问题呈现不同认知与反应，前者主观幸福感较低，对现实环境比较有“不安感”，相对而言，后者的主观幸福感高，对现实环境比较有“安全感”，这些差异性导致对政治态度的差异性，例如，物质主义社会的人民比较倾向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对外族也比较有仇视心态（rejecting out groups），在政治议题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在经济议题上表现出经济保护主义与政治民族主议。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呈现二低一激进的特征，即人际间的信任度低、生活满意度低，以及对政府各项改革都有较为激进态度。
长年以来，台湾南北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性，导致南北不同的政治生活，以及对政治的态度与政治偏好的选择明显有差异，尤其有关两岸政治认同的问题。其实，南北台湾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应源自南北台湾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使然。而南北经济发展差异其实是反映了政府施政与财政投入及其所产生的南北与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进而形塑了南农业北工商的经济差异，并孕育南北政治文化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又影响其两岸政治认同。
参、台湾南北发展的差异
台湾幅员不大，然各种指标显示，台湾整体发展呈现者南北差距，具体而言，南台湾与北台湾有经济所得的差距。就政财政指标而言，各县市贫富差距相当明显，依据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101年（2012年）台湾地区家庭收支访问调查统计结果，台北市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是381180元，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是1251519元，新竹市家庭平均每人支配所得是333732元，每户可支配所得是1152707元，位居全台第二名，并分别为台湾地区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907988元之1.38与1.27倍。各县市家庭可支配所得超越百万元者，仅有台北市、新竹市、新竹县等3县市。前五名还是北台湾市县为主，排名最后的总是在南台湾。资料显示各县市综合所得税申报缴税额，北部地区的县市甲税额都居前位，缴税排名前十名中有七个县市都属北部县市，显示北部地区的人口所得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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