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重北轻南”感受的结构因素，远因来自于清末日据时代台北逐渐成为台湾政经中心。政府撤退来台后，延续日据时期的治台政策，政府的建设资源仍以台北市为起点，经济建设由北至南，文化发展都以北部优先。政府早年资源集中于北部的原因，除主要的中央政府机构、公立大学设立于北部，北部的交通或城市建设也比南部完整，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也都先环绕首都为中心，然后再逐步向未发展建设，此乃常态。台北市及其邻近县市是政经文化重心，连带创造了许多产业，增加就业人口，而就业人口的薪资所得又带动消费，此种投资、就业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让台湾的发展往北倾斜。
除台北政治中心效应，1980年代以来台湾产业结构转型，导致劳力迁徙模式南北分流转为向北部单向集中，及其引发的各种失衡效应。新竹科学园区的设立更是让教育与研发资源及才往北部倾斜，对就学及就业人口产生强大拉力，虽后有台南科学园区等亡羊补牢之政策，但其所发挥的人才、产业群聚效应，仍不及北部的新竹科学园区。新竹县市因为新竹科学园区发展成功，加上清华、交大两所大学，形成高科技产业群聚，居民所得高。表1所示，每户可支配所得最低的五县市，产业结构多以农渔、加工制造业为主，这些产业薪资所得本来就偏低，在大量开放农渔进口品与传统工业外移后，经济活动更加衰退。2010年政府通过《产业创新条例》，取代《促进产业条例》，但是南台湾产业都是传统产业，产业创新条例的政策性补助无法嘉惠南台湾。若要平衡南北发展的差距，首先政府策略性投资宜以创造产业南移为首要，进而能创造南台湾的就业会，由就业带动消费，方能有效改善南北之差距。
台湾南部工商业较不发达，就业较不容易，就业低落自然影响经济收入，南台湾的农业生产仍占很重要的比例，农业生产报酬率低，经济收入就低，从Inglehart的研究可以解释，较为低落经济发展区域，都属“物质主义”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态度都以“经济安全”为重，由此，南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与经济不会持开放与友善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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