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特朗普上台执政，加剧美国社会撕裂和党派之争，推高通胀，激化矛盾，迫使美国更加内向，无暇他顾。特朗普和共和党保守派共同将进步主义运动和“深层国家”定义为美国的“首要威胁”，对华政策也将服务于这一进程。在此情况下，我们发展的空间就会更大，机会也就更多。美国疲于内顾，客观上就会减轻对华战略压力。
新孤立主义情绪进一步抬头，美国主观上不愿投入更多资源，客观上美国左右世界的能力相对下降，从而导致美国的对外干预意愿下降。美国更多关注国内议题，从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和作用下降。这就给我们进一步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了机会。
“美国优先”大行其道将使得美国与盟伴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美国同盟内部离心力上升，美国对华统一阵线就会出现松动。具体而言，特朗普 “重双边、轻多边”，策略上偏好“极限施压”，内容上重视贸易公平和相对收益，轻视多边联盟和全球治理，客观上有助于中国拉紧同美国盟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对盟友加征普遍关税、对国际组织和协议的“退群”和在诸如气候变暖这类全球治理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的倒退立场等等，都会削弱其对盟友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加大盟友的忧虑，迫使盟友的自主性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拜登政府广为构建的遏华“小圈子”。中方可以利用美国新孤立主义回潮和美盟友对特朗普回归的担忧，进一步分化拜登政府时期搭建起来的遏华统一阵线。欧盟、日韩等盟友也将加速改善对华关系以应对“特朗普冲击”，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影响力有望进一步强化。
不仅如此，作为两个大国，中美存在交易的空间和实现交易的潜在可能。特朗普曾多次表示“我们在外面有敌人——中国、俄罗斯、朝鲜。但如果你有一位聪明的总统，他们就不会是真正的敌人”。在接受埃隆·马斯克的采访期间，特朗普多次提到中国，但没有批评中国，甚至表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保持友好关系。进一步来看，特朗普从未发表过诸如中美“新冷战”或追求对华“脱钩”的相关言论，反而多次表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赞许，并在关键问题上采取“模糊性”策略以保持立场的灵活性，这体现了中国在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在上任后推动实现中美交易的意愿。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持实用主义的“交易思维”，为中美关系互动框架的基本稳定和探索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创造了一定条件。
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中美关系又站在了一个选择的路口。“如果两国做伙伴、做朋友，求同存异、彼此成就，中美关系就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如果把对方当对手、当敌人，恶性竞争、互相伤害，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如同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马会见美国总统拜登时所表述的，“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美双方要从两国人民福祉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出发，作出明智选择，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实现中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