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当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各界别参与人士如何遴选，值得台湾研究。多数台湾人可能不当回事，但当年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谈定之前，香港又有多少人想过真的会有回归的一天呢？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可能陆续抛出“台湾基本法”的框架，那么“台湾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是什么样的组成方式？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台湾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特别是现在已经有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这份名单成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此，两岸格局重构过程中，一定是有破也有立，如果说“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是“破”的方面，那么两岸谈判委员会乃至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就是“立”的方面。
三是香港经验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打开了新的视野。美国无所不用其极遏制中国，亲美抗中的民进党集西方万千宠爱于一身，享受西方关爱的政治亢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西方的“香港牌”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多数人没有想到，港区国安法会在这样的时间点雷厉风行落地，稳定了局面。所以两岸看似周折，大陆的战略定力被绿营解读为“纸老虎”，但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到兴的过程，以及对台总体方略和第三份白皮书的出台，可以看出统一进程已经箭在弦上，预示了不可能一代代拖下去。
最后，两岸统一之后如何避免228事件以及香港占中、反修例等动荡，实现真正的人心统一、心灵契合？例如制度方面的心理障碍，对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清理批判，降低两岸民意之间的恶意螺旋，进一步理解台湾历史特殊性（当然特殊性要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去理解）等等，这些都是两岸有志之士需要求索、严肃面对的问题。
应主动营造有利于统一的国际舆论环境 加强港台爱国青年力量交流
徐和谦：“一国两制”在香港生根发展的历史，台湾媒体、学界深入研究得不多，遑论向公众广为介绍。比如香港基本法在回归前的形成过程中，就汲取了非常多香港本地的民意，也体现出内地和香港观点的平衡。这个历史过程，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政界也应该有所知悉。2019年以来，从香港事态发生到国安法出台，在西方舆论报导中的“逆风”非常大。国际媒体在操作香港话题，挑选本地采访者时，所传递出的香港本地声音几乎是“清一色”的。在台湾问题上，对此如何借鉴？ |
